青年毛主义/资料

 

杰克 格雷 (英国中国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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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在退休之后写一部毛泽东的政治传记, 但是岁月无情, 来日无多, 我只好
将关于毛泽东的想法整理如下, 以备年轻同行或有一用.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同于世界上既有的经济学门派, 从1960年代起就无人怀疑这
一点了. 他的经济思想少用或几乎不用意识形态的词句表达, 异常平实, 对或错
一经验证便一目了然. 读毛泽东的<边区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
<论十大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及他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就
明白这一点.

我从三个维度观察中国: 中国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和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脱贫.
第一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果使公民社会 (其中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是集体而不一定
是个人)顺利取代传统的 (或者是我们已经在一些共产主义实践中看到的) 等级秩
序, 从而使决策过程更民主. 第二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落入斯大林式的国
家社会主义轨道而走向五四运动所指向的更具共产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
维度的要点在于中国的要素比例: 在世界各大国中最糟糕的人口/可耕地比例, 农
业劳动力过剩以及资本积累不足. 这些是毛泽东要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 不从以
上三个维度出发是无法正确理解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大跃进意在打破中央化的等级管理机制, 以创建基于基层人民团体的社会主义形
式, 从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负债转化为资产, 并开辟参与式民主的道路.
文革也有这方面原因, 尽管发动文革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准备条件, 因此与其指责每一
个威权政府, 还不如去观察在其治下出现了哪些有利于民主的条件. 毛泽东对中
国民主化的思考可以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看起. 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全民参与经济
增长的过程, 作出贡献并分享利益, 这正是创造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大跃进中没有成功的公社与队办工业如何在1970年代复兴并
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 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的忽视更让我急
于知道其中的真相. 西方出版的那些大部头的中国经济论著对这一问题要么根本
不提或者只有鄙夷的片言只语. 世界银行直到1990才注意到所谓乡镇企业. 在中
国国内, 社队办工业同样不受待见. 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专家讨厌它们, 因为无
法控制它们. 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它们, 因为这此读书人一直在用最大, 最先进这
种指标来理解经济发展. 一位曾经参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告诉
我, 他和他的苏联同仁极力建议中国大上低技术, 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工业, 但
是,中国人拒绝这样做, 即使现在中国坚持这种态度的还是大有人在.

社队办工业是经济学上的有趣现象, 不过这里还涉及经济以外的问题, 将经济决
策权分散到50万个村庄将产生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在我终于能够到中国农村
生活一段时间, 进行实地考查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总结我对于毛泽东的认识, 这包括问答对毛泽东最常见的
几项指责; 毛泽东的两大 “失败” ---- 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自己对发展战略的阐述; 以及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遗产.

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

第一, 空想型的理论家, 第二, 唯意志论者; 第三, 不关心经济增长; 第四, 比
斯大林更斯大林.

毛泽东是空想家吗?

在32本不同版本的辞典中, 你会找到32种不同的关于什么是空想家的解释. 对于
这样一个概念最好敬而远之. 我能找到的最近似的关于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定义
是: 一种用以支持权力结构的观念体系. 意识形态这个词已经被用得带有很强的
贬义: 我们的社会(西方) 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他们的(东方) 基于意识形态
; 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 而他们的是虚伪的. 历史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是否
名至实归, 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 确实有一些意识形态被一些不再信仰其本来含
义的人用来支撑新的统治阶级, 这些意识形态自然变得荒谬不堪. 还有一些意识
形态其本身更近于纯粹的价值系统, 为了这些价值而付出的努力是务实的. 不同
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中交叉错位, 很多时候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很误导人,
所以我们必须就事论事.

如前所述, 在众多的文本中, 毛泽东使用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阐发他那与
众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 只是后来才加上了理论的外衣, 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
毛泽东的战略与政策是对理论原则的盲目照搬, 还是他的理论不过是对从实践出
发的战略政策的理论化总结?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非常清楚: 毛泽东的战略是注
重实用的, 是从中国要素比例的实际出发的: 太少的土地, 太少的资本, 大量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可能成为负担也可能成为财富.

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吗?

唯意志论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用的名词, 用来指称那些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
标的人. 毛泽东在有些时候也许适用这个定义, 但是, 在西方, 说某人是唯意志
论者还意味着他相信人类的精神能够克服所有的阻碍. 毛泽东是屡次用愚公移山
来说服全党, 但是愚公移山靠的并不是什么魔术, 仅仅是坚忍而已, 毛泽东谈论
的是从新的经验中产生的新的认识. 历史上, 由于人类认识的快速转变而带来大
规模物质环境改变的先例是大量存在的. 实际上, 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展开的.

毛泽东必须劝说中国农民放弃他们经年累月应付生存挑战所形成的保守心态, 参
与到集体创业中来. 毛泽东的观点在西方有其对应版本, 瑞典经济学家岗纳 迈尔
代(Gunnar Myrdal)说过, 亚洲农民要想脱贫就必须不但改变经济条件, 还要改变
心理条件. 农民们必须学会前瞻, 敢于冒险. 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 毛泽东要
让中国农民从简单密集的劳动开始, 积累资本逐渐走向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过
程正在进行, 它起步于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注重意识形态的纯粹更甚于经济增长吗?

完全不是这样, 毛泽东相信的是基于社会公平的增长速度更快. 勤劳节简的人民
能够提供发展的资本, 而他们的需求将提供发展的动力, 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逻
辑就是如此. 一般认为对大众剥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动力, 我的研究得出了不同
的结论. 当大不列颠的人民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购买力时, 工业革命才得以启动
, 只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语言表述的, 而不是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 而且应该
指出, 毛泽东下放经济决策权和鼓励轻工业发展的计划也是陈云所支持的, 但是
, 陈云通常却被描述为毛泽东的反对者.

毛泽东是斯大林主义者吗?

我从来都不明白这项指控是什么意思. 在社会主义世界里, 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
的批评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 毛泽东不止于批判而且着手创造不同于苏联式的社
会主义. 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是多少严肃. 例如, 当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阻碍了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时候, 你尚可对毛泽东批评的
动机存疑, 但是, 当毛泽东鼓励数以万计的社村办企业破土而出时, 你只能承认
, 他对民主的态度绝对是认真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批评如下:

1. 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体系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 “他是在竭泽而渔.” 在中国
, 在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同时, 农民收入逐年增加. 在1956年增产粮食的努力失败
后, 毛泽东就认识到, 没有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实质增长, 无法从农业中得到
更多资源支持工业化. 他开始相信, 鼓励村庄自我发展, 整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
将会远高于从乡村征集资本并由国家进行再投资. 2. “在30年中, 苏联没能创造
出真正的公有制.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主们破坏生产力的剥削永久化了.” 在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用来维持基层政权的费用占农民年收入的30%, 这大
体相当于过去地主收租的水平. 毛泽东从此放弃了对苏联制度的模妨, 基层党组
织的首要职责变为保证生产的增长和提高村级收入. 3. 康生批评苏联的拖拉机站
不过是在“勒索农民”, 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 村集体应该拥有自己的拖拉
机. 对拖拉机站的争议后来也成为诸多触发文革的因素之一. 4. 斯大林体制阻碍
了民众广泛参与经济发展. 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批判得最激烈的一点. 这一批判
反映了毛泽东对改造人民观念的重视, 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 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来源. 5. 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
. 毛泽东因此说道: “在苏联, 政治已经死亡.” 当然斯大林的意思是矛盾冲突
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被禁止的, 任何引发冲突, 挑起矛盾的行动都是会受到惩罚的
. 毛泽东则正相反, 他始终坚持只有矛盾冲突才能带来进步. 所有信仰民主的人
都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 民主的程序推动矛盾解决, 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无
尽的新矛盾产生, 无尽的解决方案相随, 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不断产生解决方案
是民主的自然状态, 毛泽东的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阐述了对待矛盾冲
突的正确态度. 在革命中永远会有利益的和观念的冲突. 这些冲突是允许的, 并
且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6. 斯大林 “不清楚关系”. 在各经济部门的关系
问题上, 斯大林持减和观点, 而毛泽东则持加和观点, 各部门相互激励可以取得
更大的发展. <论十大关系> 是关于这点的专门讨论. 7. 斯大林追求国家利益而忽
视了集体与个人的利益. 斯大林的军工复合体是以压制人民的利益为条件建立起
来的. 8. 斯大林“不知道如何使短期利益服务于长期利益”. 毛泽东构想的发展
过程是白手起家, 以劳动积累, 利润转化再投资最终将技术提升到现代化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积累将推动新认识的形成.

除了以上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直接的批评外, 还有其他一些是含蓄表达的, 但就
所列举的这些批评就足以看出, 毛泽东所追求的是更加 “民主的” 发展道路.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 我相信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也都能接受. 这些理念导向的行动
纲领将引导人民从臣民变成公民, 从而创造民主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认为, 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代表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 实际上毛
泽东的观点是: 给掌权的斯大林式的技术专家以物质利益诱惑不是进步而是退化
. 利伯曼修正主义只不过是毛泽东在 “两条路线”中批判的那一条 (Yevsey G.
Liberman, 苏联经济学家在1962年提出以利润为评价企业效率的惟一指标, 并给
予企业领导更大决策权. 赫鲁晓夫实际上支持这一主张.) 两条路线并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 它可以回溯到圣西门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式的公社社会主义
之间的矛盾分歧. 在社会主义200多年的思想与实践过程中, 这一分歧一直是社会
主义者面对的抉择.

毛泽东的两大 “失败”

大跃进与文革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两大失败. 它们为什么失败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
, 它们失败是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 因为它们从概念开始就是错误的. 我不接受
这种观点. 如果在1958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我肯定会投身到大跃进
的热潮中去; 到1966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和红卫兵一起抗议官员特权和滥用权力.
在两种情况下, 我也许最终难免会理想幻灭, 但是, 就算如此, 我仍旧希望自己
能够区分政策设想与执行之间的不同.

到目前为止, 关于大跃进失败的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 有一些对大跃进的批评是
滑稽可笑的, 例如 <饿鬼>一书的作者 (Jasper Becker) 嘲笑中国人用转桶混合
腐殖质与有机矿物质制成肥料, 其实英国园丁现在还在这样做, 因为非常有效.
该作者还笑话中国人用河泥改良土壤, 他根本不知道文明就起源于幼发拉底河的
淤泥. 大跃进中的土法钢铁所使用的小鼓风炉也遭受广泛的轻蔑, 但是, 就在距
离我现在所在地二英里的地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煤溪谷（Coalbrookdale）
就悉心保存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土法炼钢炉.1958年的中国, 就像现代化以前的
英国, 到处散布着零星的铁矿. 开采利用并非难事. 错误出在过于乐观, 天真地
以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 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 还应该记
住的是, 在毛泽东身后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起, 土法炼钢迅速在中国各地兴起,
从事这一行的农民都发了财.

小型的, 用人海战术搞起来的水利工程也被一些人谴责. 肯定会有一些粗糙的工
程, 但是我在中国看到了一些相当好. 西方专家长久以来一直推崇这种小型水利
灌溉系统并反对巨型水坝, 因为小型水利造价低, 有效, 易于修葺, 所有权控制
权都在当地人的手上, 对环境的损害很小, 不用动迁居民.

大跃进的根本思想在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当地的工业化并改进农业的上
层建筑. 人们相信通过不断加速的利润再投资, 这一过程可以快速地完成. 这也
是大跃进这一名词的由来. 不过在大跃进开始的前夜, 中国的报纸预言并警告了
所有在后来被证实的错误, 但是, 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事情的发展. 为什么会尚没
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有一些导致失败的因素是明显的. 大跃进发生在毛泽东批评对党内的一些领导人
试图减低发展速度以缓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后. 从此中国官员
相信小心谨慎已经成了政治错误. 中国人没有认识到局部实验性工农业项目的成
功, 并不一定能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当时的邓小平也不比其他人更聪明. 局部的
和大跃进初期的一些成功使乐观情绪高涨, 新闻媒体上的鼓动宣传更加推波助澜
. 计划指标被迅速膨胀. 一些省级官员为了从中央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抬高目标.
大跃进战略的重点原本在于快速发展轻工业, 因为毛泽东相信这样可以更快地回
收资本, 但是, 除了劳动密集的项目之外, 其他所有项目都需要机械工具, 这样
就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 所以大跃进是对钢铁超出原计划的渴求. 就不难理解
. 比起铁矿的广泛分布来煤矿的分布相对集中, 所以当运输系统被运煤任务压到
满负荷的时候, 在全国调运粮食的任务就被推后了. 这在后来成为导致部分地方
发生饥荒的直接原因. 1958年中国取得了创纪录的农业丰收.当时很多粮食甚至没
有地方储存, 不得已只能出口. 结果当第二年遭遇天灾而大减产的时候, 粮食储
备严重不足. 过分乐观还导致了过量消费, 丰收的成果被挥霍了. 一位当时在中
国的俄罗斯专家告诉我, 他对当时的情景感到吃惊并担心粮食收购体系会崩溃.
同时, 由于大量的劳力被转向了工业特别是炼钢, 因此当天灾到来时, 他们无法
被及时地转移回农业以应付人手的不足.

本来大跃进的思路是从零资本投入起步, 用以及后的收入来偿还开始的成本, 但
是, 在过分乐观的情绪感染之下, 这一原则被消失了. 更为根本的问题出在等级
制的党政系统不适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 只有群众的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才能使运
动进入正确合理的轨道. 中国的地方干部, 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 不得
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 悲剧性讽刺在于各级干部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里复
制出斯大林式经济的缩微样本. 大跃进开始以前, 中国各级政权组织表示将会以
民主方法推动运动进行, 但是, 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
只是对上级负责. 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利, 结果却是县级干部截留了权力
.

在粮食短缺发生时, 富裕农民被指责屯积居奇,成了替罪羊.毛泽东的反斯大林之
道而行之的大跃进被导向了对富农的迫害. 毛泽东很快发现并提出了抗议. 但是
,运动已经失控.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至此却无法阻止运动走向其反面. 有人
认为毛泽东死守意识形态教条, 拒绝承认大跃进的失败. 但是, 这与意志形态扯
不上关系. 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 从原则上来说确实如此. 毛泽东希
望纠正错误并使运动继续进行下去.

1970年代, 在毛泽东第二次尝试他的战略设想并取得戏剧性成功以后, 人们本应
修正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 但是, 几乎没有人这么做, 之后邓小平确定的党的路
线更是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 邓小平的故事是: 四人帮搞死了社队办企业, 而他
自己从1979年以后重新再搞. 然而, 1982年我在中国做的实地考查证明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 大部分我访问过的企业都是在1970年或1971年建立或者恢复的, 有一
些甚至是从1958年起就存在的, 并且在刘少奇对它们的打击之下幸存下来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1966年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道: “中国的
官员是一个阶级, 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毛泽东预言如果
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滥权不受约束, 中国将法西斯化.

有两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的性质. 一是张春桥为一出新编革命戏剧的角
色所加的按语: “他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参加了长征和解放战争,他忠于革命,为
人正直.”那么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专横残暴的人呢? 因为体制的力量,
日复一日的官僚生涯将他变成了他原本最痛恨的样子. 革命的干部们必须认识到
这个危险.

第二个是周思来在领导已经被打倒的中国科学院对工作人员的讲话: “我们本来
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到这一切, 但是那样同志们就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了.”

文革不是为了大清洗. 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也同意), 只有不超过5%的干部应该被
走赶下台.很明显, 毛泽东不再认为刘少奇是合适的继承人, 因为他分不清哪些问
题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 哪些问题需要耐心的政治手段解决. 毛泽东认为刘
少奇在社会文主义教育运动所犯错误就是这一性质. 即使这样, 毛泽东仍然坚持
批刘少奇是针对思想不针对个人.

那么为什么文革后来升级至近乎内战的程度? 对此仍然没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
, 不过确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 这些研究说明: 第一, 文革中青年学生和工人对
特权阶层的不满程度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 解放军对文革的态
度暧昧, 第三, 受到威胁的高级干部的子弟获得了武器并向对立面开战; 第四,
文革成为很多人清算旧账的机会, 也促成了各种新主从关系人脉网络的建立, 这
是中国政治运动背后的隐性动因. 第五, 当“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在一些城市里
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存在时, 毛泽东选择了后撤.

文革像大跃进一样, 长远来看,有一些积极的结果. 毛泽东 “造反有理” 的断言
结合文革的经验使中国人相信要让党内官僚真正负责来就必须建立起民主制度.

毛泽东的新战略

1920年代早期, 当苏联尝试解决“原始积累”问题时候, 经济学家Yevgeni Preobrazhensky指
出, 依马克思的观点, 英国初始工业化的绝大部分资本来自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民
的剥削. Preobrazhensky 认为苏联除了以类似的手法剥夺农民以外没有资本来
满足工业化的需要. 他把这叫做是 “现实的封建制度.”

现代研究显示, 在圈地运动当中并不存在对英国农民的剥夺. 在此只需指出, 英
格兰的土地税记录表明在圈地运动之后出现了更多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圈地后耕
地和牧场的综合利用使四季轮作成为可能, 从而促进了小型农庄的出现. 因此斯
大林的牺牲农民的战略完全是基于历史的迷思.

另一方面, 在1920年代的苏联有两位社会计划的先驱人物: Shanin 和 Bazarov.
Shanin 认为对农业的少量投资可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巨大的贡献. 农民
增加了需求将促进工业化. Bararov 则认为大多数经济发展本质上都是地区性的
. 电力的广泛利用使昂贵的城市化工业中心不再必要, 俄国农民摆脱贫困线所最
急需的是 “土路和电力支线”, 最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使 “劳动者本人就是受益
者”. Shanin 和Bazarov 最终甚至说服了Preobrazhensky. 布哈林也支持他们
, 但是, 斯大林仍然选择了 “现实的封建主义.”

1950年代早期, 当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它们的经济计划尝试时, 斯大林的发展模式
被广泛接受 (尽管在执行中西方不及斯大林那么严酷). 农业被高税收和国家制定
的低收购价格勒索为工业化提供资本. 接着爱沙尼亚经济学家雷格纳尔 努克斯
(Ragnar Nurkse)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型, 他认为在众多贫穷的农业国中典型的
农村劳动力过剩可以由负担变成财富, 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 搞多种种植
,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增加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 他还详细分析了可能
遇到的各种问题. 结论是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可以创造驱动工业化前进的有效需求
.

而这正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基础. 毛泽东与努克斯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令人
惊异是否毛泽东读过后者的著作. 毛泽东还相信, 并非均衡而是不均衡在推动经
济前进. 罗德里克 麦克法尔轻蔑这一观点, 但是这只不过是经济学上的常识, 与
毛泽东几乎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赫施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也执同样的
观点. 毛泽东的观点是, 技术官僚搞出来的计划和依据静态均衡制定的资源分配
方案完全没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在内, 这种能动性可以对需求变化做出迅速
的反应. 这里毛泽东所要求的其实就是市场要素.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还与岗纳 迈尔代找到了契合点, 他们都认为农民要摆脱贫困就
必须改变其固有的农民意识. 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根本就是异想天开,不是 “人
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相反它与现代思想息息相通. 正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们
死抱着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一贯坚持他的经济理念. 他并没有在1958年突然心血
来潮由非常注重实用转向了僵化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真正矛盾的地方在于, 1953年时他曾经接受了斯大林主义. 不过那时中国
面对着美国的敌意.这一矛盾持续时间并不长, 195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
1955年才完全付诸实施, 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就开始了.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人们经常低估早期教育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
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 从个人自我实现的激情到认清“阶级结构
是阻碍自我实现的主要障碍”. 五四运动的思想来源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家, 而马
克思也包括其中. 马克思对民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断言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与不
受控制的政府一样是对民主的威胁. 马克思的其他思想我认为并不具有很高价值
. 他的历史学是贫乏的; 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矛盾 (资本主义一边成长壮大一边
使绝大多数消费者陷入贫困化, 这怎么可能?), 他的哲学是第三手的雅格布 伯麦
（Jacob Boehme）和梅斯特 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 (当我读
到黑格尔时, 立刻就想到了Boehme ).

从哲学角度来看, 毛泽东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识概念. 毛泽东的
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创造新认识的方法. 在其它地方有人会将这
种方法称为“参与型研究”. 毛泽东的认识论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挂钩, 但
是你也可以追溯到杜威那里, 因为毛泽东强调反复试错的过程, 这是杜威的实用
主义哲学: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
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
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
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
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仅与他的认识论紧密联系,而且还见于他在 <实践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
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
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
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除了五四运动引入的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也有自己的启蒙思想. 王阳明关于“理
”的学说推崇 “知行合一”. 王夫之反对照搬古代的典章制度阻碍今天的发展.
顾炎武认为中国历史上当地方拥有自治权时国势趋强, 而当君主专权的时候, 国
势趋弱. 黄宗羲认为仕作为儒家价值的看护人应该代表人民而不是君主的利益.
康有为认为儒仕应该避免空谈努力实践, 追求尽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政治因此成
了一门关于可能性的艺术. 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肯定受到了东西方启蒙思想的
洗礼.

尽管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 毛泽东后来几乎从未源引西方“理想主义”作者或者
儒家学者, 但是这些人确实对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 除了
格林的认识论以外. 约翰 杜威特别值得提及. 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整体论
之间的对比经常被过度引申, 杜威相信人类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来自对可预测变
化的观察, 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改变来学习. 马克思认为认识来自于革命性变革过
程中的行动. 陈独秀将两者结合, 在某种程度上是杜威将陈独秀引向了马克思主
义. 毛泽东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务实的行动不能没有目的, 而目的基于价值观
, 这些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认识论里发现回声.

在格林和杜威之后的第三个西方思想源头是托马斯 克库伯, 他的<社会主义历史>是
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 毛泽东告诉埃德加 斯诺, 他如饥似渴
地阅读这本书. 克库伯谈到了圣西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的公社社会主
义的矛盾分歧, 介绍了欧文关于人类的本性可以通过社会变改得到完善, 就像欧
文在自己的磨房工厂里进行的社会实践改造了在那里工作的原本赤贫的没有受过
教育的工人. 克库伯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应该由实践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 不
同的国民特质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应.

应该注意在毛泽东读到克库伯的时候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出现, 社会主义仍然是一
个开放的思想体系, 克库伯在中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82年我在四川的时
候还听说他的书再版的消息.当然毛泽东的早期教育对其后来思想的影响的研究只
能是一种猜测, 我们所知的包括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的自学, 还有他的老师杨昌
济的影响--- 是杨昌济送给毛泽东一本由江亢虎翻译的克库伯, 我们还知道他在
五四运动前后可能读到的书籍, 以及他在一篇文章里对杜威思想的热烈回应.

毛泽东将很多思想融会贯通: 意识动机; 通过试错法找到可预测的现象从而形成
知识达至真理; 社会主义提供了在国家集权控制和统一物质分配的共产主义形式
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地方自治而非中央集权是决定中国国力的基本因素; 个人的
自我完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助合作达到; 僵化的制度阻碍发展; 以什么样工具
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
政府的基础是共识; 一个人意志力的大小决定于他自尊的程度; 社会主义依国情
与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 所有以上这些观点,要么有毛泽东的原话为证, 要么可
以由他的行动中得出.

毛泽东最初在长沙的政治活动让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湖
南的省议会与中国的国家议会都是徒有其表. 所谓民主制度有时确能窒息社会改
良的真正努力, 这为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的情况所证明. 毛泽东的优先选择是团
结尽可能多的人共同反抗压迫. 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历史的主线. 我们要问只是
: 毛泽东最终是坚持了这个信念还是背叛了它.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6年中, 毛泽东在党内一直是代表农民的, 他是中国农民
运动讲习所的领导人. 1927年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报告, 同年蒋介石的政变迫
使毛泽东进入江西农村. 1934年, 红军被迫退出江西开始长征, 并一路打到陕西
. 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 毛泽东领导着一个国中国---- 一个农民的中国. 在国民
党人眼中, 有两个共产党, 一个陕西党一个上海党. 有一点我无法证实但仍然相
信: 当刘少奇想到中国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发达地区, 而毛泽东想到
中国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内陆的不发达地区.

在边区的时候, 毛泽东初次开始处理经济问题. 边区必须加强经济来抵抗日本军
队和蒋介石的封锁. 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发展政府所有的工业和完全集体化的
农业. 毛泽东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采取了共助组和工商合作社的道路.

施拉姆 (Stuart Schram)不相信边区经济与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有联系, 因为边
区时期不存在国有经济. 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贡献良多, 但这一点我无法不反对
他. 在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一书中毛泽东称赞非政府经营的工业合作社,
并且将延南合作社树为榜样. (这一部分在再版时被删除了). 我一直相信, 工业
合作社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 合作以村为基本单位, 充分利用劳动力, 将所得收
入迅速投入再生产, 从而积累资本和技术. 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农民,而领头的往
往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技工. 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是 “地方管理, 中央监督”, 管理
是民主的, 有的时候是超民主的. 由于没有配套企业, 他们不得不什么都做. 在
边区现有的条件下, 合作社的收入支撑了村里医疗和教育的开支. 据斯诺报道,
合作社充当了全村甚至跨村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角色. 边区时期毛泽东推崇的工
业合作社模式与20年后人民公社之间深刻的相似性是不能被忽视的.

边区的另外一些合作社, 由边区政府或军队组织管理, 提供技术和资金. 它们就
像大跃进时期国有经济部门, 同时也可以视其为公社制度的先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新西兰人路易 艾黎搞的 “工合” (Gung-Ho) 组织和美国传
教士在上海郊区搞的自助合作社和边区的工业合作社有相通之处, 这条线索一直
贯通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 中将人民公
社定义为更大区域内的合作, 目的是提高分工和生产多样化. 我们不能否定这其
中明显的连续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刚刚过半的时候, 毛泽东就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
一书里指出了个体农民要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 从始至终毛泽东强调的是通过激
发农民的创造性和利用农村的资源来制定生产计划增加合作社社员的收入. 新高
潮的思想立足于缺乏资本的现实, 用集体的组织手段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 劳
力投入获得后续的投资, 积累技术迈向人民公社. 相当可信的数字显示, 农民的
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在原来基础上都有提高. 在土改之后, 最富有的农民拥有的
土地一般是最穷的农民的两倍, 但是, 富民70%到75%的收入要用于养家, 由于富
裕农民往往家庭规模更大, 所以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上的收入不到贫民的两
倍. 在保证基本生活需要之后, 任何小的生产效率提高都可以带来可支配收入的
显著增加. 这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到集体中来, 进行分工合作.

新高潮一书中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农业合作社的党支书王国番在村里富家不愿意
入社的情况下, 带领贫民进山拾柴卖钱. 这是在农闲时做的, 所以几乎没有机会
成本, 等他们攒够了钱就开始投资, 合作社越搞越大. 两年以内中农们看到有利
可图都入了社.这个例子也许是虚构的, 但它的逻辑是可信的.

这说明毛泽东本意是要用渐进的办法来搞合作农业, 但是后来他急于推进, 合作
化遭遇了富民的抵触. 据毛泽东自己说, 在这一过程中有80000人被处决, 平均每
50个村庄有8人, 这些人是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 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 但是
, 必须说明的是, 直到1950年代中期, 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进行暗
中破坏, 那些被处决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了这部分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 合作社并没有创造很多非农业的工作岗位. 因此大跃进
就成了第二次机会. 在<新高潮> 出版后三个月, 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 讲话
里提出中央要放权, 调动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 这实际上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
统配, 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 论十大关系 是毛泽东经济思
想的权威阐述.

接下来是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 这是党第一次邀请公开的批评, 批评本是群众路
线的组成部分, 但是全国规模的大批评还从未有过. 反右被认为是给异见分子挖
的陷阱. 是毛泽东的引敌深入的策略. 但是, 实际上毛泽东从未同意过对右派进
行惩罚. (如果他支持那么惩罚, 为什么又宴请一批知名的右派并公开与他们的合
影). 事实上, 毛泽东反复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不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要耐心教
育.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 毛泽东对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
矛盾提出了批评, 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细致区分. 对于那些拒不接
受革命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来解决他们. 而对于人民内部的
意见和利益分歧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有人持有反右破坏了党内共识的观点并不令人吃惊. 1950年代初毛泽东就发动了
“反对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运动, 他对官老爷是深恶痛绝的. 文革中红卫兵
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也是从
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大跃进不只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政治时尚, 而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是最有效最民主的
社会变革的工具. 人民参与设计完成这个变革, 提供制度雏形, 党来加工完善.
在经济领域, 权力下放, 中央官僚机构无权下命令, 而只能对地方的动议进行反
应.

麦考法尔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说文革脱胎于大跨进.他的考察的历史
阶段很成问题. 他从大跃进的中期入手止于文革之初, 这样就忽略了大跃进本身
的起源和文革的后果. 这样对大跃进和文革的认识都难以成立. 因为大跃进初期
的成功被排除了, 而正是这一成功所造成的过分乐观导致了后来灾难性的政策执
行扭曲. 而且他的书根本没有触及文革开始后得以复活的大跃进战略, 这一次相
对克制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麦考法尔绕过了根本的经济战略问题, 营造出从1958到
1976年的全部运动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假象. 在书中作者引述了共产党领导层
的多次讨论, 在一次争论中毛泽东插话道: “公社必须尽可能多产商品才能多赢
利.” 对此, 麦考法尔没有评论. 而这一完全非意识形态的言论反映出无论党内
辩论使用的是多少深奥的政治语言, 问题仍然是实际的经济问题.

文化革命被很多人视为由文化问题触发, 其实经济问题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
的农业机械化主张同彭真,刘少奇的不同. 毛泽东让村庄购买拥有自己的拖拉机,
他是在1958年提出这一建议的. 文革后又由林彪重提. 但是彭真在传达时故意将
毛泽东对苏联拖拉机站政策的批评砍掉. 根据红卫兵的批判材料, 刘少奇想搞苏
式拖拉机站. 彭真因为支持刘少奇, 再加上庇护攻击大跃进的杂文作家而被免职
.

文革开始时受到攻击的作家们都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 这些作家受到对大跃进态
度消极的领导人的保护. 在当时的中国, 所有作家都是为自己的保护人服务的.
说这些作家是独立的根本是无知.

毛泽东的继承之争开始后, 言论出版成为重要的较力场, 当时右派的解冻就意味
着对左派的封口. 在西方评论家那里, 这被视为是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与务实的
亲自由领导人之间的斗争. 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务实领导人在此之前一直被称为和
毛泽东一样的共产主义暴徒. 反右的时候, 邓小平在哪里? 他是反右运动的领导
, 是毛泽东对反右感到痛惜并反对扩大化. 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又在哪里? 他在
全国各地巡视, 对所有的浮夸和反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当毛泽东要求中国的年
轻人批评他们的领导的时候, 刘少奇在哪里? 他在组织党的工作组去控制学生.
毛泽东的反对者提出的“利伯曼”式的改革方案在一度实行之后没有取得任何明
显的成果. 而毛泽东的社队办企业在1970年代复兴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上台发展
的如何? 他们贡献了中国一半的工业增加值. 使中国农民的收入达到了中等国家
的水平, 中国人的储蓄是邓小平开始他的经济改革的本钱.

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来发展农村可能是绝大多数穷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选择
, 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才能办到, 但是是毛
泽东第一个发现了这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不错的墓志铭.

关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力,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一个水土保持的项目
, 在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个村庄. 山区坡地经常受到洪水的侵扰, 当时的粮食作
物是水稻. 村民们在山坡上种下了50万棵树, 这些树的树叶可以作为饲料, 树窝
能储留雨水.坡上的小垅就像是小型水库, 农民手工清理淤泥保持水土不流失. 这
种办法涵养了水源同时发展了牲畜生产. 使农民有钱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

第二个例子山东栖霞县的一个社办工厂. 这个厂最初是从组织家庭妇女缝制手套
开始的, 在大跃进中他们除了手套还生产其它纺织品. 因为这个厂太小, 才得以
从刘少奇对社队办工厂的扫荡中幸存下来. 从1970年开始, 它扩大生活. 当尼龙
出现后, 它转向了生产波纹尼龙布. 当1982年我去这个厂考查时, 他们生产的尼
龙轧纹波机已经行销全中国了.

1982年我得到去中国考察的机会. 我计划在中国的山东, 江苏, 四川的三个村庄
里呆了三个月, 这三个村庄的经济条件分别是很好,中等偏上和很差. 北京同意了
我的计划. 很好的那个在江苏无锡,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东的栖霞县, 很差的那个
在四川西部的洪雅. 在这三个村子里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北京学到的多得多. 在
山东我和农村干部一杯下肚, 就不再有什么不能谈的了. 这让我不但了解到村办
企业的潜力和问题, 也看到了它对农民的心理影响. 村办企业让农民有了新的眼
光, 他们变得自信起来, 在我看来这是农民自我意识革命的开始.

农民对这种发展方向的肯定使我相信这是通向新的公民社会的开始. 当时全中国
有大约200万个社队办企业参与市场活动. 小企业越多, 市场就越复杂, 大量的企
业和复杂的市场让行政干预变得更困难, 市场中的谈判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商
业往来取代了党内的上下级关系. 基级干部开始认同自己在社队企业里的角色,
这类似于亚当 弗格森(Adam Ferguson) 提出的市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 一个
新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兴起, 它当然被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痛恨. 毛泽东肯定是意
识到了经济权力下放对在市场上活动的小企业的政治影响. 他就是想给在生产一
线的人发挥创造性的空间. 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悖论: 中央计划的成
功只能来自于基层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毛泽东认为苏联式中央集权控制只能在被控制者那里引起阻碍生产的反制反应.
而我在中国农村的田野和社队工厂里看到听到的是积极务实的行动和期望, 中国
的农民正是变成活跃的国家公民. 我不是在理想化社队派企业, 很多企业最终不
成功, 很多依赖于村落里的补贴还没有产生效益. 有不小的浪费, 不少对环境还
有不良影响. 甚至滋生腐败. 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社会的理想样本来评判别人的
现实. 西方的小型企业也受到几乎同样问题的困扰. 实际上西方小企业的失败率
甚至要高于中国.

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在文革中他说造反有理, 在文革陷入混乱以
后, 红卫兵学到的第二课就是没有制度和程序的保障民主就是无法存活. 因此在
李一哲大字报里, 作者认为毛泽东推动的民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需要建立
相适应的民主制度. 1976年陈尔晋上书毛泽东, 他说由于需要用暴力来推翻旧的
剥削阶级, 革命必然创造一个威权政府, 这在革命后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因
此需要二次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应该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经过红色
资产阶级进入民主社会主义. 陈的主张实际上成了民主墙运动的基调. 之后, 源
自红卫兵的这支追求中国民主的力量, 完全不同于北京的那些要求民主的知识分
子, 一直在寻求推动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 64的结局与这一支民主力量的发展
引起邓小平的警惕有重大关系. 由昔日红卫兵推动的民主运动在90年代以后仍在
继续直到江泽民收回了他对多元政治的有限支持, 监禁了王有才, 徐文立和秦永
敏等人为止.

寻找毛泽东思想与行动中的积极因素并不是要否认他是一个独裁者. 尽管毛泽东
一直反对滥用刑罚和处决, 但在他相信必须这样做时, 并不手软. 为了保护革命
事业, 革命的敌人必须付出代价. 大多数独裁者都是偏执狂和窃国大盗并不意味
着所有独裁者都是如此. 我决不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斯大林或者希特勒. 在我看
来, 他更像是奥立弗 克伦威尔---- 本质上倾向民主, 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
大权独揽, 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捍卫民主的价值, 因为他的将军们既不理解也帮不
了他.

　　　　注：郡王藩地=郡主王号+县
　　　　太祖系：
　　　　⊙秦藩
　　　　秦亲王：洪武三年封秦王，十一年就藩陕西西安府。
　　　　永兴郡王 渭南郡王 富平郡王 镇安郡王 隆德郡王 紫阳郡王 保安郡王 兴平郡王 永寿郡王 安定郡王 宜川郡王 临潼郡王 郃阳郡王 汧阳郡王 崇信郡王
　　　　⊙晋藩
　　　　晋亲王：洪武三年封晋王，十一年就藩山西太原府。
　　　　平阳郡王 高平郡王 庆成郡王 宁化郡王 永和郡王 广昌郡王 交城郡王 阳曲郡王 西河郡王 方山郡王 临泉郡王 云丘郡王 宁河郡王 徐沟郡王 河东郡王 太谷郡王 义宁郡王 河中郡王 襄阴郡王 新化郡王 （安溪郡王：未就藩）
　　　　靖安郡王 旌德郡王 荥泽郡王
　　　　⊙燕藩
　　　　燕亲王：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一年就藩中书北平府。
　　　　⊙周藩
　　　　周亲王：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河南开封府。
　　　　汝南郡王 顺阳郡王 新安郡王 永宁郡王 汝阳郡王 镇平郡王 宜阳郡王 祥符郡王 通许郡王 睢阳郡王 遂平郡王 封丘郡王 罗山郡王 内乡郡王 胙城郡王 原武郡王 鄢陵郡王 河阴郡王 项城郡王 宜阳郡王 颍川郡王 义阳郡王 汝阴郡王 临汝郡王 沈丘郡王 上洛郡王 鲁阳郡王 临湍郡王 堵阳郡王 河清郡王 新会郡王 义宁郡王 平乐郡王 崇善郡王 安定郡王 海阳郡王 曲江郡王 博平郡王 聊城郡王 汾西郡王 鲁阳郡王 信陵郡王 邵陵郡王 莱阳郡王 东会郡王 富阳郡王 会稽郡王 浦江郡王 丽水郡王 应城郡王 益阳郡王 奉新郡王 南陵郡王 京山郡王 华亭郡王 宝坻郡王 汤溪郡王 瑞金郡王 商城郡王 临安郡王 柘城郡王 修武郡王 安吉郡王 汝宁郡王 彰德郡王 顺庆郡王 保宁郡王 仪封郡王 安昌郡王 遂宁郡王 洧川郡王 宁阳郡王
　　　　⊙楚藩
　　　　楚亲王：洪武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藩湖广武昌府。
　　　　武陵郡王 长乐郡王 黔阳郡王 巴陵郡王 永安郡王 寿昌郡王 崇阳郡王 通山郡王 景陵郡王 岳阳郡王 江夏郡王 东安郡王 大冶郡王 缙云郡王 保康郡王 武冈郡王 宣化郡王 汉阳郡王
　　　　⊙齐藩
　　　　齐亲王：洪武三年封齐王，十五年就藩山东青州府。
　　　　⊙潭藩
　　　　潭亲王：洪武三年封潭王，十八年就藩湖广长沙府。
　　　　⊙赵藩
　　　　赵亲王：洪武三年封赵王，四年薨，未就藩。
　　　　⊙鲁藩
　　　　鲁亲王：洪武三年封鲁王，十八年就藩山东兖州府。
　　　　富平郡王 常德郡王 泰兴郡王 钜野郡王 邹平郡王 安丘郡王 乐陵郡王 东阿郡王 东瓯郡王 郯城郡王 馆陶郡王 翼城郡王 滋阳郡王 阳信郡王 高密郡王 归善郡王 新蔡郡王 东原郡王 福安郡王 宁德郡王 长泰郡王 永福郡王
　　　　⊙蜀藩
　　　　蜀亲王：洪武十一年封蜀王，二十三年就藩四川成都府。
　　　　罗江郡王 保宁郡王 通江郡王 华阳郡王 崇宁郡王 崇庆郡王 永川郡王 黔江郡王 内江郡王 德阳郡王 石泉郡王 汶川郡王 庆符郡王 南川郡王 江安郡王 新宁郡王 东乡郡王 隆昌郡王 富顺郡王 太平郡王
　　　　⊙湘藩
　　　　湘亲王：洪武十一年封湘王，十八年就藩湖广荆州府。
　　　　⊙代藩
　　　　代亲王：洪武十一年初封豫王，二十五年改封代王，是年就藩山西大同府。
　　　　武邑郡王 泰顺郡王 泰兴郡王 太平郡王 新宁郡王 广灵郡王 潞城郡王 山阴郡王 襄垣郡王 灵丘郡王 宣宁郡王 怀仁郡王 隰川郡王 昌化郡王 定安郡王 博野郡王 和川郡王 宁津郡王 枣强郡王 饶阳郡王 乐昌郡王 吉阳郡王 溧阳郡王 进贤郡王 河内郡王 富川郡王 宝丰郡王 砀山郡王 永庆郡王
　　　　⊙肃藩
　　　　肃亲王：洪武十一年初封汉王，二十五年改封肃王，就藩甘肃甘州，後移甘肃 兰州。
　　　 洵阳郡王 汾州郡王 淳化郡王 铅山郡王 金坛郡王 会宁郡王 延长郡王 开化郡王 会昌郡王 延安郡王
　　　　⊙辽藩
　　　　辽亲王：洪武十一年初封卫王，二十五年改封辽王，就藩湖广广宁州。
　　　　长阳郡王 兴山郡王 句容郡王 长阳郡王 远安郡王 巴东郡王 潜江郡王 宜都郡王 松滋郡王 益阳郡王 湘阴郡王 衡阳郡王 应山郡王 宜城郡王 枝江郡王 沅陵郡王 麻阳郡王 衡山郡王 蕲水郡王 肃宁郡王 长垣郡王 光泽郡王 广元郡王
　　　　⊙庆藩
　　　　庆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庆王，二十六年就藩宁夏韦州。
　　　　平原郡王 岐阳郡王 落交郡王 桐乡郡王 绥德郡王 靖宁郡王 真宁郡王 安化郡王 岐山郡王 安塞郡王 弘农郡王 丰林郡王 巩昌郡王 寿阳郡王 延川郡王 华阴郡王 镇原郡王 蒙阴郡王 龙祥郡王 潭水郡王
　　　　⊙宁藩
　　　　宁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山西大宁府，永乐元年移江西南昌府。
　　　　上高郡王 临川郡王 宜春郡王 新昌郡王 信丰郡王 瑞昌郡王 乐安郡王 石城郡王 弋阳郡王 锺陵郡王 建安郡王
　　　　⊙岷藩
　　　　岷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岷王，二十八年就藩云南云南府，洪熙元年改封湖广武冈州。
　　　　镇南郡王 江陵郡王 南充郡王 江川郡王 广通郡王 阳宗郡王 南渭郡王 安昌郡王 充城郡王 黎山郡王 沙阳郡王 唐年郡王 南安郡王 南丰郡王 善化郡王 建德郡王 汉川郡王 遂安郡王 长寿郡王 绥宁郡王 南漳郡王 祁阳郡王 广济郡王 青林郡王
　　　　常宁郡王
　　　　⊙谷藩
　　　　谷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谷王，二十八年就藩中书宣府，永乐元年改风湖广长沙府。
　　　　⊙韩藩
　　　　韩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韩王，永乐二十二年就藩陕西平凉府。 开城郡王 西乡郡王 高陵郡王 广安郡王 彰化郡王 渭源郡王 襄陵郡王 乐平郡王
　　　　临汾郡王 褒城郡王 通渭郡王 平利郡王 汉阴郡王 高平郡王 西德郡王 陇西郡王 宁远郡王 长泰郡王 永福郡王 建宁郡王 长洲郡王 昆山郡王 长乐郡王 高淳郡王 休宁郡王 庆阳郡王 通安郡王 崇明郡王 长吉郡王 保德郡王 绥平郡王 咸阳郡王 商丘郡王 固原郡王 汶阳郡王
　　　　⊙渖藩
　　　　渖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渖王，永乐六年就藩山西潞州，後改山西潞安府。
　　　　武乡郡王 西阳郡王 福山郡王 灵川郡王 陵川郡王 平遥郡王 黎城郡王 稷山郡王 沁水郡王 沁源郡王 清源郡王 辽山郡王 内丘郡王 广宗郡王 唐山郡王 永年郡王 宜山郡王 宿迁郡王 吴江郡王 定陶郡王 云和郡王 德平郡王 镇康郡王 安庆郡王 保定郡王 德化郡王 灵寿郡王 六合郡王
　　　　⊙安藩
　　　　安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安王，永乐六年就藩陕西平凉府。
　　　　⊙唐藩
　　　　唐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唐王，永乐六年就藩河南南阳府。
　　　　舞阳郡王 颍昌郡王 文城郡王 新野郡王 三城郡王 新城郡王 承休郡王 荡阴郡王 淅阳郡王 郾城郡王 卫辉郡王 福山郡王 清源郡王 安阳郡王 宝庆郡王 永兴郡王
　　　　永寿郡王 德安郡王
　　　　⊙郢藩
　　　　郢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郢王，永乐六年就藩湖广安陆州。
　　　　⊙伊藩
　　　　伊亲王：洪武二十四年封伊王，永乐六年就藩河南河南府。
　　　　洛阳郡王 郏城郡王 济源郡王 光阳郡王 方城郡王 西鄂郡王 万安郡王 安乐郡王
　　　　⊙靖江藩
　　　　靖江郡王：洪武三年封靖江王。九年就藩广西桂林府。
　　　　
　　　　
　　　　兴宗系：
　　　　⊙虞藩
　　　　虞亲王：洪武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岁。
　　　　⊙吴藩
　　　　吴亲王：建文元年封吴王，封国浙江杭州，未就藩。成祖入京师，降封广泽王 ，居漳州。
　　　　⊙衡藩
　　　　衡亲王：建文元年封衡王，未就藩。成祖入京师，降封怀恩王，居建昌。
　　　　⊙徐藩
　　　　徐亲王：建文元年封徐王，未就藩。成祖入京师，降封敷惠王，随母居太子陵。永乐二年改封瓯宁王，奉懿文祀。
　　　　
　　　　惠宗：
　　　　⊙原藩
　　　　原亲王：燕兵入南京，七岁矣，莫知所终。安宗追谥。
　　　　
　　　　成祖：
　　　　⊙汉藩
　　　　汉亲王：洪武二十八年封高阳王，永乐二年进封汉王，封地云南云南府，王不从，十三年改封山东青州，不从，十五年就藩山东乐安州。
　　　　⊙赵藩
　　　　赵亲王：永乐二年封，洪熙元年就藩河南彰德府。
　　　　安阳郡王 清流郡王 临漳郡王 汤阴郡王 襄邑郡王 洛川郡王 南乐郡王 平乡郡王 汝源郡王 昆阳郡王 广安郡王 江宁郡王 光山郡王 秀水郡王 成偠？郡王 寿光郡王
　　　　
　　　　仁宗系：
　　　　⊙郑藩
　　　　郑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郑王，宣德四年就藩陕西凤翔府，正统九年移河南怀庆府
　　　　东垣郡王 新平郡王 泾阳郡王 朝邑郡王 盟津郡王 河阳郡王 信阳郡王 宜章郡王 繁昌郡王 庐江郡王 丹阳郡王 真丘郡王 德庆郡王 崇德郡王
　　　　⊙越藩
　　　　越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越王，建邸浙江衢州府，未行。
　　　　⊙蕲藩
　　　　蕲亲王：永乐十九年薨，无后，明仁宗即位，追加封谥。
　　　　⊙襄藩
　　　　襄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襄王，宣德四年就藩湖广长沙府，正统元年移湖广襄阳府。
　　　　阳山郡王 安福郡王 福清郡王 光化郡王 宁乡郡王 枣阳郡王 镇宁郡王 郧城郡王 永城郡王 兰阳郡王 贵阳郡王 进贤郡王
　　　　⊙荆藩
　　　　荆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荆王，宣德四年就藩湖广建昌府，正统十年移湖广蕲州。 泰宁郡王 安城郡王 都昌郡王 都梁郡王 樊山郡王 富顺郡王 永新郡王 德安郡王
　　　　⊙淮藩
　　　　淮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淮王，宣德四年就藩湖广韶州府，正统元年移江西饶州府。
　　　　建昌郡王 鄱阳郡王 永丰郡王 清江郡王 南康郡王 德兴郡王 顺昌郡王 崇安郡王 高安郡王 上饶郡王 吉安郡王 广信郡王 嘉兴郡王 绍兴郡王 金华郡王 华容郡王 荣昌郡王
　　　　⊙滕藩
　　　　滕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滕王，建藩云南云南府。
　　　　⊙梁藩
　　　　梁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梁王，宣德四年就藩湖广安陆州。
　　　　⊙卫藩
　　　　卫亲王：永乐二十二年封卫王，建藩河南怀庆府。
　　　　
　　　　宣宗系：
　　　　⊙郕藩
　　　　郕亲王：未建藩，后为代宗。
　　　　
　　　　英宗系：
　　　　
　　　　⊙德藩
　　　　德亲王：天顺元年封德王，成化三年就藩山东济南府。
　　　　东平郡王 广宗郡王 泰安郡王 济宁郡王 历城郡王 临朐郡王
　　 高唐郡王 临清郡王 宁海郡王 堂邑郡王 利津郡王 安陵郡王
　　 纪城郡王 嘉祥郡王 清平郡王 永年郡王 宁阳郡王
　　　　
　　　　⊙许藩
　　　　许亲王：景泰三年封许王，未就藩，薨。
　　　　
　　　　⊙秀藩
　　　　秀亲王：天顺元年封秀王。成化六年就藩河南汝宁府。
　　　　
　　　　⊙崇藩
　　　　崇亲王：天顺元年封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河南汝宁府。
　　　　泰和郡王 南阳郡王 瑞安郡王 庆元郡王 怀安郡王 归德郡王
　　　　
　　　　⊙吉藩
　　　　吉亲王：天顺元年封吉王。成化十三年就藩湖广长沙府。
　　　　常山郡王 光化郡王 龙阳郡王 长沙郡王 谷城郡王 德化郡王 福清郡王
　　　　
　　　　⊙忻藩
　　　　忻亲王：成化二年封忻王，八年薨。未就藩
　　　　
　　　　⊙徽藩
　　　　徽亲王：成化二年封徽王。十七年就藩河南钧州。
　　　　安邑郡王 浦成郡王 太和郡王 遂昌郡王 景宁郡王 建德郡王 阳城郡王 嘉定郡王 新昌郡王 庆云郡王 隆平郡王 伍城郡王 太康郡王 阳夏郡王 德平郡王 荥阳郡王 怀庆郡王 咸平郡王 延津郡王 孟津郡王 上蔡郡王 安阳郡王 万善郡王
　　　　
　　　　代宗系：
　　　　无
　　　　
　　　　宪宗系：
　　　　
　　　　⊙兴藩
　　　　兴亲王：成化二十三年封兴王。弘治七年就藩湖广安陆州。
　　　　⊙岐藩
　　　　岐亲王：成化二十三年封岐王。弘治八年就藩江西德安府。
　　　　⊙益藩
　　　　益亲王：成化二十三年封益王。弘治八年就藩湖广建昌府。
　　　　崇仁郡王 嘉善郡王 金溪郡王 玉山郡王 安东郡王 舒城郡王 阜平郡王 铜陵郡王 黎丘郡王 浦阳郡王 淳河郡王 华山郡王 筠溪郡王 罗川郡王 安仁郡王 德化郡王 德安郡王 郧西郡王 丰城郡王 泸溪郡王 峡江郡王 安义郡王 新建郡王 奉新郡王 仁化郡王 兴安郡王 和顺郡王 永宁郡王 嘉祥郡王
　　　　⊙衡藩
　　　　衡亲王：成化二十三年封衡王。弘治十三年就藩山东青州府。
　　　　江华郡王 东昌郡王 武定郡王 玉田郡王 新乐郡王 高唐郡王 齐东郡王 邵陵郡王 汉阳郡王 平度郡王 宁阳郡王 昌乐郡王 寿张郡王 商河郡王
　　　　⊙雍藩
　　　　雍亲王：成化二十三年封雍王。弘治十二年就藩浙江衡州府。
　　　　⊙寿藩
　　　　寿亲王：弘治四年封寿王。十一年就藩四川保宁府。十七年移江西德安府。
　　　　⊙汝藩
　　　　汝亲王：弘治四年封汝王。十四年就藩河南卫辉府。
　　　　⊙泾藩
　　　　泾亲王：弘治四年封泾王。十五年就山东藩藩沂州。
　　　　⊙荣藩
　　　　荣亲王：弘治四年封荣王。正德三年就藩湖南常德府。
　　　　福宁郡王 惠安郡王 永春郡王 富城郡王 贵溪郡王 肇庆郡王
　　　　⊙申藩
　　　　申亲王：弘治四年封申王，建邸湖广叙州府。十六年未就藩，薨。
　　　　
　　　　孝宗系：
　　　　⊙蔚藩
　　　　蔚亲王：三岁薨，追加封谥。
　　　　
　　　　武宗系：
　　　　无子
　　　　
　　　　世宗系：
　　　　⊙景藩
　　　　景亲王：嘉靖十八年封景王。四十年就藩江西德安府。
　　　　⊙颍藩
　　　　颍亲王：生未逾月殇。
　　　　⊙戚藩
　　　　戚亲王：未逾岁殇，追加封谥。
　　　　⊙蓟藩
　　　　蓟亲王：未逾岁殇，追加封谥。
　　　　
　　　　穆宗系：
　　　　
　　　　⊙靖藩
　　　　靖亲王：生未逾年殇。
　　　　⊙潞藩
　　　　潞亲王：隆庆五年封潞王。万历十七年就藩河南卫辉府。
　　　　宝丰郡王
　　　　
　　　　神宗系：
　　　　
　　　　⊙邠藩
　　　　邠亲王：生一岁殇。
　　　　
　　　　
　　　　⊙福藩
　　　　福亲王：万历二十九年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河南河南府。
　　　　颍上郡王
　　　　⊙沅藩
　　　　沅亲王：生一岁殇。
　　　　⊙瑞藩
　　　　瑞亲王：万历二十九年封瑞王。天启七年就藩陕西汉中府。
　　　　⊙惠藩
　　　　惠亲王：万历二十九年封惠王。天启七年就藩湖广荆州府。
　　　　⊙桂藩
　　　　桂亲王：万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启七年就藩湖广衡州府。
　　　　安仁郡王
　　　　永明郡王
　　　　⊙永藩
　　　　永亲王：生二岁殇。
　　　　
　　　　光宗系：
　　　　⊙简藩
　　　　简亲王：生四岁殇。
　　　　⊙齐藩
　　　　齐亲王：生八岁殇。
　　　　⊙怀藩
　　　　怀亲王：生五岁殇。
　　　　⊙信藩
　　　　信亲王：天启元年封信王，就藩河南登州。
　　　　⊙湘藩
　　　　湘亲王：早殇。
　　　　⊙惠藩
　　　　惠亲王：早殇。
　　　　
　　　　熹宗系：
　　　　无
　　　　
　　　　毅宗系：
　　　　怀隐王：早殇。
　　　　⊙定藩
　　　　定亲王：崇祯十四年封，十七年，京师陷，不知所终。
　　　　⊙永藩
　　　　永亲王：崇祯十五年封，十七年，京师陷，不知所终。
　　　　悼灵王：五岁而殇。
　　　　悼怀王：二岁殇

　　　　
　　
　　长征中的毛张之争(一）
　　
　　毛泽东一生中遇到过许多次挑战，长征途中和张国焘的角力可能是他面
　　临过的最严重的挑战。毛后来在回忆起这一段历史也说那时是他一生中
　　最黑暗的日子。张国焘之后，中共内部再也无人能挑战毛的领导地位。
　　王明在抗战初期回国后，口含天宪，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子，毛泽东
　　也曾对他礼让三分。但王明弄起笔杆子是内行，却从来没握过枪杆子，
　　结果走不了几招就败下阵来。至于建国后毛泽东和彭德怀、刘少奇、林
　　彪的斗争，那已经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的平等角逐了。况且彭刘等人原
　　来也没有觊觎大位的野心，只是君心难测的原故。只有长征时候的张国
　　焘，资历、威望都不逊于毛,手中握有的枪杆子犹有胜之。综合当时的
　　各种因素来看，张国焘也完全有机会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是这样
　　的话，现在我们再唱东方红，大阳升，升上来的就是张主席了。
　　
　　张国焘最为人所知的罪名是在长征中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党史上
　　说张国焘出于个人的权欲野心，妄图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乃至阴谋以
　　优势兵力挟持中央。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否认是自已造成了红军的分裂，
　　说“历史如系事实的真实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
　　这一公案的真相如何无疑是很让人感趣味的。就现在看到的一些材料而
　　言，很难说当事双方在这一事件上有绝对的对错，大抵是党内斗争的结
　　果。张国焘对此应负上一定的或者可以说是主要的责任，但仅指他是出
　　于个人野心才反对中央无疑有些诛心之论。当时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蒋介
　　石的大军围剿之下，都已被迫从根据地撤出，中共的处境极其艰难，生
　　死存亡都未可知。那时中共内部恐怕无人能预见到十来年后红旗插满神
　　州大地的辉煌前景。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每个中共党员的首要考虑都
　　会是如何让党生存下去，而不是争权夺利。
　　
　　当时的情况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始长征后，
　　沿途迭经战斗，损失惨重，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只剩下万余人枪。而红
　　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撤出后，又到川北开辟了一个川陕苏区，在那里
　　休整了二年多。虽然也时时要和四川当地军阀部队作战，但比起一方面
　　军一路遭受老蒋数十万中央军围追堵截的艰险，日子要好过得多。四方
　　面军当时约有八万人马（有些资料说多至十万，应该是夸大的数字）。
　　两军会合后，张国焘和中央在下一步进军路线的问题上产生了分岐。中
　　央主张北上到陕甘宁一带，万一在宁夏还不能立足，还可以撤退到外蒙
　　古，在那里接受苏援，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张国焘则提出了红军就地建
　　立根据地，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的“川甘康计划
　　”。后来红军分裂，红四方面军单独南下执行的就是这个计划。张国焘
　　认为，红军可先执行“川甘康计划”，万一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红军再
　　行北进。或者西进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带，以新疆为后方。
　　
　　进军路线的分岐只是表面的文章，更深层的原因是张国焘对中央的政治
　　路线提出了批评。王明后来在延安曾问张国焘当时争论的症结是什么，
　　张国焘回答：“除了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批评中央政治路线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苏维埃
　　运动已不能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应改弦更张。他认为苏维埃政权
　　的群众基础过于窄隘，不能团结全国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不能和全国民
　　众反帝反日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当时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一日甚于一
　　日，中共如还死抱着“工农政府”这一政策不放，一味高喊“武装保卫
　　苏联”的口号，无疑是无视日本作为当前中国的最大危险这一现实，也
　　给了蒋介石“安内”的口实。如果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是事实，我
　　们可以看到，张国焘的这些批评，和后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王明路线
　　的批评，不说是如出一辙，起码也是相去不远的。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
　　那就是当时毛张两人都对王明路线不满。假如毛泽东不是在遵义会议后
　　重新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那么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张两人合作
　　联手反对博古等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据张国焘自述，他对苏维埃路线的怀疑由来已久。早在率四方面军退出
　　鄂豫皖苏区入川之初，他就曾提出了一个“入川纲领”，号召成立一个
　　“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政府。但因为受到中
　　共中央的强烈反对，这个纲领最终半途而废。当时中共中央来电严令在
　　川北马上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来电还声言如张不从命，将
　　考虑免去他的中央分局书记的职务。当时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
　　重要干部都不愿与中央有争执，张国焘经过痛苦考虑，不得不放弃了“
　　入川纲领”，重回苏维埃路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为了
　　策应中央红军，主动退出了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前进到江油北川一
　　带。当地是多民族地区，张国焘因地制宜，又提出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的纲领。两军会合后，这个纲领也被中央某些人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应当说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苏维埃的口号确实不适
　　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所以中共后来搞抗日统一战线，以后直到解放
　　战争、建国，都不再提“苏维埃”半个字。事实上，几乎就在张国焘和
　　中共中央争执的同时，一九三五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
　　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决定中共要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王明也
　　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
　　但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早已失去了无线电联系，对此一无所知。后
　　来张国焘曾为此叹息道，要是中共早一点得知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又
　　何至于有这一场政治路线的争吵，红军的分裂也就可以避免了。如果张
　　国焘在回忆录中的这一段叙述不是事后溢美，而确为事实的话，那么张
　　国焘就应当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要修改苏维埃政策的人了。这表明
　　他颇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教条，也不盲从于共产国际。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
　　到出路，这时候检讨政治路线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除了张国焘外，
　　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当时红四方
　　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如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洛甫、博古等人都是随一方面军长征过来的）。在中央那些
　　教条主义者如博古凯丰等人看来，张国焘所提出的“入川纲领”以及“
　　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无疑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时任政治局候
　　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在两军刚会合不久就在中央机关报上
　　发表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的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口号违
　　反了苏维埃路线，无异于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俄派中不那么教
　　条的洛甫、王稼祥和较为持重的周恩来、朱德，虽然并不肯定中央政治
　　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但也认为政治路线的问题不妨留待以后再说，当务
　　之急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或许他们也认为张国焘在这时候提出对中央
　　政治路线的批评，有借检讨政治路线之机改组中央领导层的意图。毛泽
　　东在江西苏区时被认为是“陕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
　　主义”的代表，曾受到博古等人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照理
　　说他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应该会惺惺相惜，事实上他们在
　　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错误方面也确有某些相同的见解。但在和张国焘争
　　论时，毛泽东可是一口咬定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苏区的丢失只
　　是军事路线出了问题。毛泽东如此说，自然是有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
　　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是靠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
　　洛甫和王稼祥都是留俄派的重要人物，他们虽然支持毛泽东对军事路线
　　的批评，却未必会赞成对政治路线作出批评。遵义会议不涉及政治路线
　　的错误，有利于党内团结和中央领导层的稳定。所以在和张国焘争论时
　　，遵义会议上受批评的博古、凯丰等人就完全和毛泽东站在一起，形成
　　了一个对抗张国焘的“统一战线”。
　　
　　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政治路线错误的认识恐怕
　　也是模糊不清的。后来一直到延安整风前，对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土地革
　　命期间所犯下的错误，也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领导层内提高认识、统
　　一思想。毛泽东当时即使意识到苏维埃运动的局限，恐怕也不认为有必
　　要全盘改变苏维埃路线（毛泽东是中共党内较早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
　　一口号的人，早在“秋收起义纲领”中他就提出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这
　　一口号在当时曾为共产国际反对）。而张国焘虽然较早地认识到苏维埃
　　运动的不足，但他也并没能提出全新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首先是由共产国际提出来的，套用的却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创意。
　　
　　为了回应张国焘的批评，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一个政治
　　局会议，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张国焘提出的检讨政治路线的主张在会上
　　反映冷淡，无人附议，实际上是否决了张国焘的批评。有意思的是仅过
　　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按共产国际指示，对政治路线作了重大调
　　整，转而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
　　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经外
　　蒙古潜返延安，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共中央随即在陕北瓦
　　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这一新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为
　　什么要从苏维埃路线转到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说以前坚持苏
　　维埃路线是正确的，但自日本加紧侵华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政策上要作必要的调整，要从“工农共和国”的提法变为“人民共和
　　国”。要争取中间力量，关门主义是不对的云云。毛泽东的说法和张国
　　焘的批评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张国焘直接批评苏维埃路线本身就是左倾
　　的，而毛泽东认为苏维埃的口号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王明路
　　线）犯了左倾错误。
　　
　　张国焘觉得自已在政治局内是少数，势单力薄，于是提议选拔新干部参
　　加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同时还提出召开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统
　　一党内意志。这些提议都为毛泽东断然拒绝。这些提议可能也更增加了
　　其他政治局委员对张国焘意图的怀疑。话说回来，假使当时张国焘真的
　　有改组中央领导的打算，他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在张国焘看来，
　　红军被迫撤出了三个主要的苏区，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撤
　　离后，在长征途中又损失惨重，人员锐减。这些事实不仅足以证明中央
　　政治路线的错误，即中央对红一方面军的军事领导也已经失败了。他的
　　四方面军自然不能归于中央错误路线的领导之下。何况张国焘在中央资
　　格之老不逊于当时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建党后他差不多一直是中共核
　　心领导成员，早年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而且是中共首脑中唯一
　　见过列宁的人，在资历方面只有毛泽东堪与他一比（两人同为一大代表，
　　但张国焘早在中共一、二大就是中央委员，毛泽东三大才第一次当选中
　　央委员）。当时先后任中央书记的博古、洛甫等人，更是中共六届四中
　　全会后才挤身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后进。张国焘本来就未必怎么看得起身
　　为留俄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人的洛甫、博古等人，毛泽东显然也
　　不怎么在他眼中。论资格、论功绩、论威信，应该说当时张国焘确实是
　　有可能取得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或者他觉得纠正中央领导错误正是他义
　　不容辞的责任。但他在当时坚持要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无形中使自已
　　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对立起来，这为他日后的失败种下了根由。张国焘
　　在政治局中是孤家寡人一个。当时一、四方面军中的七个政治局委员，
　　博古、洛甫、王稼祥是留苏派，周恩来是温和派，朱德是好好先生。周
　　恩来和朱德在国国共合作时期都和张国焘共事过，是老交情。毛和张虽
　　同为一大代表，但一个是意气风发的北大学生领袖，一个是不脱乡土气
　　的湖南师范生。一个搞工运，一个搞农运。这两人大抵看对方未必顺眼。
　　总之，老熟人也罢，老交情也罢，张国焘一个也没能拉过来，政治局中
　　是六对一的局面。抛开政治观点的分岐不说，张国焘大约不是容易和同
　　僚平等相处的人。一个可注意的事实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相
　　当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其中最年轻的军政委陈海松只有
　　二十一岁，而且绝大多数是由下级军官甚至士兵逐级提拨上来的。除了
　　总指挥徐向前是黄埔生外，大多数人没念过军校。这和一方面军的情形
　　大不相同，一方面军中最精锐的一、三军团，其领导人林彪、聂荣臻、
　　杨尚昆、肖劲光等人，不是黄埔出身就是留苏喝过红墨水的。即令是大
　　老粗彭德怀也是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的毕业生。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一些
　　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如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等人，已被张国焘先
　　后搞掉。这一批年轻的将领，可以说都是张国焘一手提拨上来的。一方
　　面军的将领参加革命早，党性强，服从组织原则而不服从于个人。而张
　　国焘当时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很高，在四方面军内部已形成对他一定程
　　度的个人祟拜。博古等人批评四方面军中存在着军阀主义，也不是无的
　　放矢的。关于四方面军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任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
　　浩有一次打电话给一个军长（据说是程世才），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程世
　　才年少气盛，接过话筒也不问是谁，先骂了句“王八蛋”。陈昌浩那时
　　也不到三十岁，听了也不作声，摔了话筒，出门骑马扬鞭而去。这边程
　　世才问清楚了刚才是陈政委接的电话，正自吓得不轻。陈昌浩风风火火
　　地赶到了，劈头就是一马鞭，一边抽一边骂：刚才骂谁的王八蛋。程世
　　才挺身立正，一动也不敢动。陈昌浩抽过一轮，径自骑马回去了。这种
　　情形在一方面军是不可想像的。毛泽东敢当面说林彪是个娃娃，恐怕不
　　至于要抽他的鞭子。
　　
　　张国焘对中央领导错误的批评无疑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将领的支持，
　　同时还得到少部分一方面军干部的支持。徐向前后来回忆起当时陈昌浩
　　约见当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以及政委聂荣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要求他们支持张国焘。谈了一会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回去了，
　　荣臻同志留下来再谈一下。”徐向前认为这表示陈昌浩已做通了林彪的
　　工作。这也不足为奇，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因为对毛泽东指挥部队大兜
　　圈子打运动战，四渡赤水令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感到不满，曾径自向
　　中央提出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被毛泽东斥道：“你是娃娃，你懂什
　　么！”当时红一方面军少数将领对中央领导也是有所不满的，认为中央
　　已被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所笼罩，红军跑来跑去，一味避战，没有出路。
　　至于红四方面将领对中央领导错误的批评未必会如张国焘般上升到路线
　　的高度，但他们目睹了一方面军近乎溃败的情形后，自然会觉得中央对
　　一方面军的领导已经破产。再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军之间又出
　　现了一些对立情绪，更加深了四方面军将领对中央的不满。一、四方面
　　军出现磨擦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
　　
　　1，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实力固然大减，军纪也有所废驰。这在那些原
　　来很仰慕一方面军的四方面军将士看来，自然大失所望，中共中央的领
　　导威信无疑受到很大的损害。
　　
　　2，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两军会合后，下车伊始便发了一堆议论批评四方
　　面军，如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
　　军队等等，这无疑也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反感。
　　
　　3，四方面军将士对于中央北上的决定不能完全理解。四方面军的多数战
　　士是在川陕苏区入伍，要他们离乡背井到陕甘，肯定会有一些恋土的情绪。
　　四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对于不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也不能理解。
　　
　　两军之所以会出现对立情绪，中共中央是有一部责任的。教条主义真是害
　　死人，如果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博古、凯丰等人不是下车伊始便稀里哗拉
　　的对四方面军做一番批评，或许就不会闹到这种地步。作为四方面军的主
　　要领导人，张国焘无疑也要负部分责任。当时四方面军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他如果说不是助长着起码也没有用全力去制止。后来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
　　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给予他全军指挥权。张国焘任总政委后
　　马上命令四方面军每个军各抽调一个团到一方面军去，既补充了一方面军
　　的兵力，也可让两军增加了解。采取了这种种措施后，两军间的紧张情绪
　　才缓和下来，红军也分为左右两路军，开始北上。但沙窝会议中关于政治
　　路线的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张国焘虽然执行了北上的决定，心里却不无
　　芥蒂。两军的隔阂一时也难以消除。这种种原因结合起来，后来终于促使
　　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中分道扬镳。
　　
　　长征中的毛张之争（二）
　　
　　红军北上的前途并不明晰。那时中共中央虽然约略知道刘志丹、徐海东部
　　在陕北一带活动，但对陕北苏区的具体情况则一无所知。“北上抗日”的
　　口号不过是说着好听，用来激励士气罢了。其实毛泽东等人已做好了如在
　　陕甘宁不能立足，就退到外蒙古的最坏打算。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独自
　　北上后，在途中得知陕北还有这么一小块苏区，乃决定前去会合，后来还
　　钩到了张学良这条大鱼，也可以说真的是运气。当时红军分为左、右两路
　　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分任右路军前
　　敌指挥、政委，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红军总司
　　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则率领左路军。右路军率先
　　通过了草地。但左路军在草地中为雨所阻，加以粮草不继，张国焘乃决定
　　先行折返，同时电令右路军暂停前进，再定行止。在敌情变化和客观条件
　　不利的情况下，张国焘无疑对北上的计划又产生了动摇。这时他再次向中
　　央提出了南下的计划，并摆出了北上的许多困难，如粮食不足，部队减员
　　等等。可能他也夸大客观条件的困难。中央机关毛泽东等人则坚持要张国
　　焘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双方隔着个草地电报往复，一时相持不下。红一方
　　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
　　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
　　队，秘密连夜北上。
　　
　　对于中央采取了秘密出走这种非常手段，党史上的说法是由于张国焘密电
　　陈昌浩，命令他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叶剑英看到，叶紧急通
　　知了毛泽东等人，于是毛泽东才率领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红四方
　　面军，独自北上。叶在关键时刻为毛立此大功，毛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在
　　文革中还有毛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乃至将身后的顾命重任都
　　托付于他之类的说法。不过这个“密电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之处甚多。
　　那个现在众所周知的密电，原文除了叶剑英、毛泽东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
　　个别电报人员外，似乎没有其他人亲眼看过。现在在档案资料中也遍寻不
　　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是否看
　　过。据说建国后陈昌浩私下曾委屈地向其儿子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所
　　谓的密电。关于这个密电的内容，现在最权威的来源是一九三七年二月毛
　　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他提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等语。有的资料还说电文中有“毛、张、周如坚持北上，就对他们进行
　　监视”等内容，不过后一说法的真实性更成疑问。对于密电的内容，近年
　　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只是提到了毛泽东的说
　　法。假如电报只提到了开展党内斗争，这并不能表明张国焘有用武力解决
　　中央的意图。党内斗争是共产党解决党内意见分岐的正当途径，党内斗争
　　表明争论还属于党内的问题，斗争结果大不了也就是作组织结论。而党外
　　斗争的性质就严重了，那可就是肃反了。
　　
　　退一步说，即使张国焘已经下了武力解决中央的决心，但陈昌浩是否会接
　　受和执行这样的命令也是很成疑问的。陈昌浩和徐向前原来的态度都是支
　　持北上的，在张国焘提出要南下后，徐、陈还会同中央一再劝说张国焘顾
　　全大局，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徐向前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没有公开表态，他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曾一度要求调到中央工作，而由刘伯承接替他的四
　　方面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可见他无意卷入党内纷争。张国焘在回忆录中
　　也称赞过他，说他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军人。陈昌浩虽然支持张国焘对中央
　　政治路线的批评，但他本人是和博古、洛甫一样的留俄学生，而且同属二
　　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陈昌浩是和张国焘一起被王明中央派到鄂豫
　　皖苏区工作的，张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昌浩任共青团领导人。一同被派去
　　的还有二十八宿的另一个成员沈泽民。有可能王明中央对张国焘这个老机
　　会主义者还不是太放心，陈、沈起初或许还负有牵制张国焘的使命。陈昌
　　浩当时已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可能不满中央的领导，但很难相信他会
　　采用武力反对中央的手段。
　　
　　虽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有很高的威信，但红四方面军到底是共产党的军
　　队，张国焘如果要对中央采取超越党章的斗争手段，也未必会得到四方面
　　军将领的广泛拥护。首先徐向前就肯定不会赞成。当时右路军中四方面军
　　的部队有四军、三十军。三十军的政委是李先念，四军的军长是许世友。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时，三十军是作为四方面军的先遣队首先迎接中
　　央的。李先念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机会自然也较多。从李先念在
　　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便担任了不少重要的职务这一事实来看，他那段
　　时间和毛泽东等人应该相处得不错。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也没有太多牵
　　涉到他。张国焘如命令对中央动武，三十军会不会坚定服从命令也还是个
　　问题。
　　
　　至于四军军长许世友，那是个火爆性子，对中央某些人批评四方面军是军
　　阀土匪主义、逃跑路线等等肯定一早就火冒三丈。后来在延安批张国焘时，
　　正在抗大学习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四方面军将领也被连带批斗。许世友的
　　态度最不好，因此被重点批判。许咽不下这口气，联系了抗大中的部分四
　　方面军将领，准备拖枪逃出延安到四川打游击。王建安临走退缩，并将出
　　走计划上告。许世友被当作首犯抓了起来，差一点要枪毙。后来许世友被
　　毛泽东收服，成了毛泽东的心腹重将，在文革中成了连江青、林彪都不能
　　不忌惮的一方诸候。这是后话了。但在长征时，许世友眼中可是只有“张
　　主席”没有什么“毛主席”的。彭德怀也是个耿脾气，天不怕地不怕，但
　　就是有些怕许世友，因他三句话说不合就会顶人。彭德怀当时是红三军团
　　军团长，和许世友自然会时时碰面，不知道这两个炮筒子是如何相处的。
　　张国焘如命令对中央动武，四军恐怕是会坚决执行命令的。许的回忆录在
　　提及这一段草地往事时，含含糊糊，完全以官方说法为准，途述还惟恐不
　　够简略。
　　
　　据徐向前回忆，中央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后，前敌指挥部天亮后才知
　　道，徐、陈二人都大感惊愕。徐向前对此分裂更是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想
　　不通。后来四方面军前方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撤离，并对四方面军
　　放了警戒哨，请示要不要开火。陈昌浩和徐向前商议，徐向前说了一句：
　　“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绝对不准打。”陈昌浩也认为不能打。徐向前
　　后来说，陈昌浩是政委，当时有军事最后决定权，如果陈要打，他是很难
　　阻止的，所以不能抹杀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维护红军团结的作用。从
　　徐向前对此事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出，陈昌浩当时根本就没有用武力对付
　　中央的思想准备。
　　
　　由此可见所谓的密电一说，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当时毛泽东等人对说
　　服张国焘北上显然已失去了信心，双方隔着个草地打笔墨官司，徒然延误
　　战机。右路军本来已打通了北上的通道，但敌军也发现了红军北上的动向，
　　正在调兵进行堵截。假如敌军又封锁了北上的通道，中共中央再不情愿，
　　也只能南下了。陈昌浩原来是支持北上的，这时也产生了动摇，增加了中
　　央对四方面军会有异动的担心。陈昌浩这时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如果陈昌
　　浩坚决服从中央决议北上，在右路军拉不回去的情况下，恐怕张国焘也只
　　好率左路军跟进。因为陈昌浩在这一节骨眼上不支持中央的决定，所以后
　　来他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上也背了很重的包袱，间接造成了红四方面
　　军西路军的失败。不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未解决的党内政治路线的分
　　岐，一、四方面军原有的一些隔阂，进一步加深了中共中央对四方面军的
　　疑忌。这种猜疑竟到了这个程度：当时彭德怀因为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
　　有异动，秘密地把一团人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他甚至向毛泽东请
　　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答道不可。这
　　些叙述见于《彭德怀自述》，应该是十分可信的。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
　　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红军生死存亡未卜，却有发生内
　　讧的可能。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军方面对四方面军的猜疑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猜疑的心理下，一个平时很平常的举动都可能增加紧张气氛。在说
　　服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无望的情况下，为了不延误北上的时机，同时因为
　　担心四方面军会阻止北上行动，中央采取了秘密率红一方面军独自北上的
　　非常措施也不难理解。那个所谓的张国焘密电，可能只能党内斗争的一个
　　借口，也可能是一个误会。即使张国焘当时并没有发出什么密电，中央也
　　很可能会独自北上。
　　
　　
　　长征中的毛张之争(三）
　　
　　为了弄清楚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九日这关键的两天里，右路军中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徐向前和扬尚昆两人的回忆录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写的《毛泽东传》。徐向前的回忆是这样的：一直到九月八日，他和陈昌浩
　　还是倾向于北上的，两人还发电向张国焘表明态度。当天张国焘即回电，命令
　　徐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徐、陈感到十分为难，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晚
　　召开会议讨论，徐、陈两人也与会。会议决定北上方针不变，并由毛泽东、周
　　恩来、张闻天、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再次陈述北上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电文最后说得十分恳切：“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
　　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第二天，即九月九日，张国焘
　　复电，仍然坚持要南下，电文最后也是深情款款：“左右两军决不开分开行动，
　　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接到张国焘复电后，
　　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
　　意。陈昌浩当即去中央驻地反映两人意见，结果挨了一顿批评回来。中央当天
　　向张国焘复电，说“陈谈右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当晚毛
　　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住处，最后一次探询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回答：四方面
　　军分为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徐如此表态，失望而归。第二天，即九月十
　　日凌晨，中央即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独自北上。按照徐向前的回忆，张国
　　焘是曾发出过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但那是公开的，徐、陈也向中央作了汇
　　报。所谓的密电显然不是指张国焘于八日、九日发来的那两个电报，但又是那
　　一个呢？
　　
　　《毛泽东传》对此的途述是：“（张国焘）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
　　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
　　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那按照《毛
　　传》的说法，九月九日张国焘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致电陈昌浩、徐向前
　　转中央，另一封则就是发给陈昌浩的密电。对于这份密电的来胧去脉，《杨尚
　　昆回忆录》又是这样说的：“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
　　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
　　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
　　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
　　陈昌浩和徐向前。”注意这里提到电报的内容只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并没
　　有提到要“开展党内斗争”，更不用说什么“武力挟持中央”了。照道理说，
　　如果电文真有这些内容，当然比“速令右路军南下”的性质要严重得多了。而
　　毛泽东在抄下电文后，还让叶剑英将原电送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杨尚昆的这段
　　回忆不免让人感觉到，这个密电其实并不甚机密，很轻易就弄到了手。张国焘
　　要行逼宫事，竟会如此儿戏？况且照杨尚昆所说，这个密电就不是单单给陈昌
　　浩的，而是给徐陈两人的，那徐向前应该是看过这份密电的。但徐向前否认自
　　已看到过。莫非是陈昌浩收到叶剑英转来的密电后，向徐向前隐瞒了？但陈昌
　　浩自已也在喊冤，说从来没收到过这份电文。如此一来，这几个革命元勋之间，
　　岂不肯定有一个是撒谎者？杨尚昆本人没看过原电，也承认原电以后再也没有
　　找到。但他认为密电存在是无疑的。因为据他说九月十二日，即中央已独自北
　　上两天后，中央曾给张国焘发电，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杨
　　尚昆认为这份电报正是中央对张国焘那份密电的回复，间接证明了密电的存在。
　　但我们对照上述徐向前的回忆，这份“陈谈右军南下电令”的电报，是早在九
　　月九日就已经发出了，《毛泽东传》也说这份电报是九月九日发出的。可见是
　　杨的回忆出现了偏差。而且既然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这就是说陈昌浩已
　　向中央汇报了电报内容，这样一来又谈不上什么密电了。对于九月八日、九日
　　这两天发生的事，《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记述最详，书中还完整地引用了中央
　　给张国焘的电报及张的复电。徐向前在这段记述中没有一个字提起密电，但我
　　们不难体会到徐帅的良苦用心。想想也是，密电事件最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
　　两人负了罪责，并没有涉及到徐向前。但于情于理来说，张、陈两人要真的搞
　　兵变，他这个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怎能脱得了干系？后来党史研究者访问徐向
　　前，徐就明确地说出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有没有看到。
　　
　　不仅张国焘否认曾经发出过这个密电，徐向前、陈昌浩说没有看过密电，一方
　　面军的高级将领如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也没见到过密电。这个密电到底是陈
　　昌浩向徐向前隐瞒了？还是毛泽东玩的小手腕？照徐向前所说，直到九月九日，
　　徐、陈两个才同意南下。而张国焘和中央这时就南下北进问题仍在扯皮。陈昌
　　浩刚刚有点转弯的表示，张国焘马上就发密电要陈昌浩用武力挟持中央南下，
　　那这个弯子也未免转得太快太急了些。要知道陈昌浩并不是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的小跟班，他是留苏生，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很有冲劲，当时是四方面军的
　　第二号人物，在军中也很有威信，张国焘平时也还要让他三分。但如果说是毛
　　玩的小手腕，好象也没有这个必要。当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都是主张
　　北上的。四方面军既然不走，那中央就只能带一、三军团走。既然决定要走，
　　那早走当然好过迟走。反正有没有密电，都是要走的。毛泽东并不需要用什么
　　密电来说服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当然，在密电所带来的阴谋论气氛下，会刺
　　激他们尽快作出决定。
　　
　　后来党内的党史研究者，为密电问题曾专门写信询问叶剑英，也没有得到答复。
　　可见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说得清楚。至于张国焘是否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具体
　　行动，现在一些党史研究者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张国焘企图用武力威胁中
　　央的客观证据。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也只提到张国焘的三大错误：土匪
　　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丝毫没有提到他有武力挟持中央的阴谋。当时张
　　国焘已经完全失势，是落水狗一只，如果有这么好的棍子，毛泽东、张闻天等
　　人没有理由不打出来。张国焘企图武力危害中央云云。是张国焘出走延安，脱
　　离中共才开始在中共的批判文件中出现。大概可以看做是对党内斗争失败者的
　　一种妖魔化手段，这在党史上倒是屡见不鲜、理所当然的。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对红军来说当然是坏事。不过对毛泽东来说，这倒似乎是
　　好事一桩。假如张国焘和中央一起北上，毛泽东不会那么轻易地确立中共最高
　　领袖的地位。那时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中，博古已经靠边站了，张闻天名义上是
　　党内总负责人，但从没抓过枪杆子。而且博、张两人的资历、经验都嫌浅。周
　　恩来的工作作风、办事能力都为党内大多数同志称道，共产国际也很看得起他，
　　他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机会之前已有多次。但恩来同志生来是周公命，武王死
　　后佐成王，从没有当一把手的野心。按照周的为人处事风格，如果这次毛张之
　　争最后获胜者是张国焘，恐怕到后来他也会成为张的副手。朱德在部队中的威
　　望够，党内资历略浅，个人也没有什么野心。剩下的人选还有一个王明，一个
　　项英。项英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打游击，缺席了这次竞争。他恐怕
　　也是不甚服毛泽东的，后来在新四军中也一再不听中央招呼，结果酿成皖南事
　　变。王明那时候还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是共产国际的宠儿，军
　　事资历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弱点。抗战之后才回国也末免太迟了些，要是早几年
　　回来抓抓枪杆子说不定还可以争一争。只有张国焘无论在党内资历、声望，军
　　事经验方面和毛都是不相伯仲，领袖欲大概也是半斤八两。可以说即使没有这
　　次分裂，毛张两人展开角逐也是迟早的事。
　　
　　对张国焘来说，这出兄弟阋墙的大戏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自中共成立
　　以来，他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现在又手握四方面军八万重
　　兵，要是没有草地中的戏剧一幕，他至不济都可以坐稳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他
　　自从走错了这第一步，以后着着皆失，最后竟从中共的建党元勋、核心领导人
　　沦落成为中共的叛徒。但说他这一步走错了，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看法。单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张国焘并没有处于下风，甚至可以说还略占优势。中央北
　　上时，只带走了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这两个军团也是一方面军的精锐，
　　当时共有七、八千人左右。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过草地前编入左路军，
　　这时在张国焘的直接掌握下。中央没有拉走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反倒丢了两
　　个军团。北上红军的人数尚不及南下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时张国焘除了得到四
　　方面军将领的支持外，一方面军中也有一些将领支持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就
　　记述了当时他和林彪就中央路线问题的一次争论，聂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
　　贯不一致，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道，既然是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吗？那他
　　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两人争得很动气，还拍了桌子。当
　　时在场还有左权和朱瑞，照组织纪律来说他们应该表态支持中央路线，不过两
　　人都没有表态。由此可见站在张国焘一边的大有人在，肯定比我们后来知道的
　　要多得多。只是后来张国焘倒了霉，人人都争先恐后的和他划清界线。林副统
　　帅如果不是在蒙古折戟沉沙，他在草地中对伟大领袖英明领导的一度动摇自然
　　也无人会再提起。即聂帅的回忆录中也不会出现两人拍桌子的火爆场面，而只
　　会代之以林副统帅一贯紧跟伟大领袖路线，在草地中和张国焘反党路线进行了
　　坚决斗争的相关记述。二方面军中也有高级领导人支持张国焘，其中据说包括
　　了肖克，所以后来肖克以红军时的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之资历，在五五年定军衔
　　时却只能评上一个上将之首。总之当时张国焘在党内并不孤立。当然不能说红
　　军的分裂是张或毛有意而为之，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也不是集中在毛泽东一人
　　身上，只能说是张国焘和中央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红军的分裂对当时处境艰
　　险的中共来说，是雪上加霜。也许只有蒋介石对此会真正感到高兴。中共高级
　　领导人大多心情沉重，张毛两人的心情也未必会舒畅。红军的分裂也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了红军将士的士气。据聂荣臻回忆，北上后林彪的情绪很低落，话也
　　不多，直到在直罗镇打了个胜仗，情绪才高了些。而在南下的四方面军队伍中，
　　徐向前也是心情抑郁。
　　
　　为什么张国焘要在全军已经开始执行北上计划，右路军都已经过了草地的情况
　　下又突然提出要南下。不能说这是张处心积虑的诡计，他没有必要玩这种手腕。
　　北上南下之争并不是战略性分岐，当时中央和张国焘的目标都是要保存有生力
　　量，至于一个主张跑到新疆，一个主张跑到内蒙并不是本质的区别。张国焘也
　　不是绝对的反对北上，他的意思是在四川就地发展一下，实在不行再退到川藏
　　交界的西康地区，再不行就退到青海、新疆。四方面军许多将领显然也持相同
　　的看法。军事行动当然应当根据形势、敌情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变。北上的计
　　划也不是中央一开始就明确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撤出后，一路上都在寻找
　　落脚点，打下遵义后还曾计划在贵州当地建立根椐地。从战术上来看，当时确
　　实存在着南下的时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说南下在战术上“不无可取”－－
　　这或许也是他不那么坚决支持北上的一个原因。在国民党军方面，当时蒋介石
　　判断红军主力全部北上，正全力调遣部队进行围堵。老蒋也认为在四川省内将
　　没有大战事了，正准备对当地军阀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命令都已经发出了。等
　　到老蒋发现红四方面军有南下意图后，一时弄了个手忙脚乱。所以四方面军南
　　下的军事行动一开始也进行得颇为顺利。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是各奔前程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两方的前途都不见
　　得光明。双方同时都指责对方是逃跑主义路线。就事论事来看，当时中央红军
　　北上是避战，四方面军南下却是主动进攻，到底谁是进攻主义路线谁是逃跑主
　　义路线倒很难说清楚。但依据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原则，胜利者才有最后
　　的发言权。所以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张国焘成了逃跑主义。中央北上后，
　　徐向前、陈昌浩按张国焘的命令率右路军余部重返草地南下。左、右两军会合
　　后，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国焘在卓木稠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
　　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四人的党籍。中央方面当然也不
　　会闲着，早在九月十二号（即北上后两天）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就通过《关于张
　　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上还有人提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
　　意。这个决定原来规定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进行传达。所
　　以党内斗争的内情，一些高级将领也不得与闻，更不用说普通战士了。毛泽东
　　对此的解释是中央还力图挽救张国焘同志，但除此之外，怕影响北上队伍的士
　　气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张国焘的临时中央看来也没有认真花力气去执行对
　　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处理决定，他们的精力很快就投入到南下的军事行动方面来
　　了。在这段时间内双方的电报联络一直是畅通的，大家在电报中都保持了一定
　　的克制，总算没有彻底翻脸。
　　
　　中央红军北上后，“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并安顿了下来，随即对张学良、杨虎
　　城搞起了统战，最后搞出了一个“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已是人所共知了。南
　　下的四方面军在军事上一开始也是节节胜利。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南下红军
　　连续攻克绥静、丹巴、崇化、懋功，顺利完成《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十一月
　　初又相继占领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灭川军五千余人，一时声威大
　　震，形成东下川西平原、进逼成都的态势。一时成都、重庆纷纷告急。蒋介石
　　也亲自飞到成都坐镇，刘湘等四川当地军阀更是急红了眼，拿出血本准备和南
　　下红军拼命。红军自长征以来，一直是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四处跑路。没想
　　到红四方面军还有这招回马枪杀出来。当其时，张国焘看着打着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旗号的毛泽东等一小撮人的背影，不知会不会油然生起志得意满的感
　　觉来。恐怕他不免要发几封报捷电致中央，为自已吹嘘一番，同时劝导中央承
　　认他南下路线的正确。后来北上红军取得了直罗镇大捷后，也曾发捷报致四方
　　面军，徐向前收到捷报后十分高兴，向张国焘要求在四方面军报纸上公开这一
　　胜利消息，当时张国焘的反应很冷淡。没过几天后，张国焘又批准将这一消息
　　在报上公开。但张国焘致中央的报捷电毛泽东恐怕会全部扣下来，所以现在我
　　们已无从得知北上红军在得知南下红军的胜利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也很
　　难假设南下红军如果打下成都，中共以后的历史将会如何改写。试想当时红军
　　正处于退却阶段，如果南下红军打下成都，那怕只能守住半个月（从当时情况
　　看红军显然没有能力坚守大城市），那象征意义也自不同。到时不说党内同志
　　归心，共产国际刮目相看，毛泽东等人恐怕也只有将中央正统乖乖拱手相让的
　　份。这个假设多半是不成立的，有理由相信张国焘并没有拿下成都的战略意图，
　　他的真正目标是进入川西平原。而南下红军如果能够进入粮食丰富的川西平原，
　　这就证明了南下路线的正确，那么张国焘在这次党内斗争中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了。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如意算盘。这个前景很快就灰飞烟灭了，在短暂的胜利
　　后，张国焘马上就遭遇到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滑铁卢：百丈关。

　　长征中的毛张之争（四）
　　
　　
　　南下红军在拿下天全、芦山后，乘胜直扑名山、邛崃地区。百丈关在名山县境
　　内，位于由雅安、名山通往邛崃、成都的公路隘口之上，是红军进入川西平原
　　的必争之地。为阻止红军进入川西平原，保住成都，四川各路军阀在名山、邛
　　崃一带已经集结了多达８０多个团，共计２０多万人的兵力。一九三五年十一
　　月十九日始，八万南下红军和二十万川军在百丈关周围纵横数十公里的开阔地
　　带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史称百丈关大战。红军和国民党军激战七昼夜后，不支
　　而退，夺取川西平原的计划就此功败垂成。百丈关大战是南下红军军事行动的
　　转折点，也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红军南下军事行
　　动的记述极为简略，可以说是草草带过，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起“百丈关”
　　三个字，可想而知这确是他一生的憾恨所在。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大战中投入
　　全部的八万人马，血拼国民党军的二十万人。红军在此次战役中歼敌一万五千
　　人，自身伤亡也有一万多人，战况惨烈程度在红军战史上恐怕仅次于中央红军
　　的湘江血战。但百丈关大战远不如湘江血战出名。两者不同的地方是中央红军
　　当时是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红四方面军却是主动进攻敌人的阵地，而且是全力
　　出击和敌进行决战。这种打法，毛泽东指挥下的红一方面军是决计不会干的。
　　可见红一、四方面军在战术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四方面军也很重视游击战，
　　徐向前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总结出和毛泽东十六字决类似的游击战原则。但他不
　　象老毛那样强调游击战，将游击战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强调用五个
　　拳头打人，要在战役中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最反对打消耗战，更不要说以劣
　　势兵力和敌优势兵力打消耗战了。而四方面军就敢这么干。四方面军从鄂豫皖
　　苏区撤出后，只有万余人进入四川开辟川陕苏区，才两年多的时间队伍就壮大
　　为八万人。以八万人之众去进攻二十万国民党军组成的防线，让人不得不赞叹
　　红四方面军确是一支劲旅。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者，对这支队伍的
　　建设无疑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见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张国焘不是毛泽
　　东那样的 军事天才，在指挥作战方面他要倚重徐向前。作为一名黄埔生，徐
　　向前在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并不活跃，后来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也没有指
　　挥过什么大战 役，充其量手中只有一个兵团的兵力。红军时期恐怕是他军事
　　生涯的最高峰了。 后来论者比较十大元帅战功，多只提起彭刘林粟四人。以
　　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来 看，如果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给他足够大的施展舞台，
　　其战功或许不会在彭刘林粟之下。
　　
　　在百丈关大战中，国共两军拉据得极为艰苦，红军也存在着取胜的可能。在徐
　　向前 总结的百丈关大战失利教训中，其中之一是集中兵力不够。如果全体红
　　军南下， 一方面军精锐的一、三军团也能参加战斗，百丈关大战的结果是否
　　会不一样呢？ 这种假设同样也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如果毛泽东也一起南下，
　　以他老游击家的 一贯思路，他理所当然地会反对红军进行这样的决战。而没
　　有他的支持，张国焘这个总政委未必指挥得动一、三军团。红一、四方面军会
　　合后，中央为了安抚张 国焘，给了他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实权职务，名义上握
　　有全军指挥权。但毛泽东根本不理这一套，他经常越过总司令部直接对一、三
　　军团发号施令。张国焘对 此啧有烦言，但也没有办法。向朱德抱怨，朱德答
　　老毛一贯如此由他去吧。
　　
　　百丈关失利后，南下红军退保天全、芦山、宝兴等地，由进攻转入防御，张国
　　焘 的南下计划至此正式宣告落空。
　　
　　虽然后来正统党史上吹嘘说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具有莫大的战略意义。而南
　　下则是退却，是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云云。但现在检讨当时的北上南下之争，
　　可以说只有战术上的意义而无战略上的意义。我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实在不明
　　白为什么红军跑到荒凉的大西北来却非要说是充当抗日先遣队。在抗日战争中，
　　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延安则成为共产党人的圣地，总之这两个地方都是
　　后方，不是前线。但现在剖析北上、南下在军事上的利弊，纵然不应用成王败
　　寇的原则，恐怕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北上确实优于南下。中共中央在决定北上的
　　时候，并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小块苏区。北上的主要目的，无非是避开老蒋的
　　围追重兵，同时尽可能地靠近苏联。所以张国焘指出“我往，敌也能往”，北
　　上有可能立不住脚，“成为无休止的运动战”，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残留一小部
　　分人跑到蒙古去。这种种顾虑，确实是极现实的，即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无法加
　　以解答。 但如果全军南下的话，即使红军能在百丈关大战中获胜，进入川西平
　　原。可当 地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红军必然不能坚守，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
　　筹粮扩红 后退却，退到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西康地区。南下红军的这一前景也
　　果然被毛泽东道中， 张国焘最后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以十万装备极陋的红军和数十万川军及老蒋的中央军在四川的平原地带争胜负，
　　显然是没有胜算的。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之所以坚持要南下，恐
　　怕和他们看轻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有关。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时，和四川军阀
　　部队打起仗来那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由一万多人打到八万人。在百丈关大
　　战中以八万人和敌二十万人展开决战，大概也是有点轻敌的因素在内。在百丈
　　关大战中，国民党军的主力仍是四川军阀部队，但经老蒋整编过，战斗力已非
　　往日可比。而老蒋的嫡系薛岳、周浑元部还没来得及全力投入战斗。中央红军
　　是在江西苏区破不了老蒋的碉堡战才突围出来的，一路上吃中央军的苦头不少，
　　深知中央军的战斗力非各地军阀部队可比。所以从江西苏区出来的政治局委员
　　毛、张、博、周、朱等人，都无一例外地赞同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初，
　　四方面军将领听到一方面军将领说起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如何利害，还颇
　　不以为然，甚至埋怨一方面军方面散布此类言论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待到
　　南下红军和中央军甫一接触，一次战役三百多人的伤亡竟有近三百人是由敌机
　　轰炸造成的，这才感到以往一方面军将领所言非虚。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敌
　　人的飞机和碉堡凭四方面军目前的能力无法摧毁，要没法避免“重蹈江西苏区
　　的覆辙”了。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南下红军的军事行动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大部
　　分兵力，客观上有力地支持了北上红军。假如红军全体北上的话，薛岳、周浑
　　元部必然会尾随，到时加上胡宗南部及原在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部，会不会
　　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从容搞统战的时间还很难说。
　　
　　南下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撤出百丈地区，几乎与此同时，北上红军取
　　得了歼敌五千余人的直罗镇大捷。百丈关大战标志张国焘建立川西根据地计划
　　的落空，直罗镇大捷则奠定了陕北苏区的基础。两相对照之下，张国焘心中的
　　滋味如何自然就可想而知了。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党内斗争中赢了一分。十一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带着电报密码，经外蒙古潜抵陕北。
　　长征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就中断了，林育英的任务就要恢复中共
　　和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他同时也带回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新指示，
　　，决定中共要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本来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
　　分裂就好象兄弟吵架，双方僵持不下，需要家长（共产国际）来调解。那么谁
　　能抢先一步向家长倾诉，自然会占些便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北上的好处来了，
　　毕竟可向苏联靠近些。
　　
　　说当时共产国际（苏共）是中共的家长并不言过其实。虽然现在的党史大大淡
　　化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运中的影响和作用，似乎中共一开始就是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的。实际上中共成立之初，不仅大部分经费来自共产国际，即中共的主
　　要决策也是由共产国际指导甚至径自决定的。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
　　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决策，就是共产国际作出的。张国焘、毛泽东等人对此决
　　策都曾加以反对，即中共当时的负责人陈独秀也有些疑虑，但在共产国际代表
　　的强力干预下，这一政策得以通过。后来国共合作失败，共产国际为了保住自
　　已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威信，反抛出陈独秀背黑锅，指责他在国共合作后期对
　　国民党右派过于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可以说在四十年代以前，中共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都有共产国际的影子在内。
　　王明路线实际上可以说是国际路线，即共产国际的路线。在毛泽东最终确立中
　　共最高领袖地位之前，中共内部历次非常规的领导层变动，也基本上是由共产
　　国际拍板。比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举行的八七会议以及王明等人得以上台的六届
　　四中全会都改组了中共领导层，这两个在党史上很重要的会议都有共产国际代
　　表出席并起到主要决策作用。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原来在党内
　　毫无资历，六届四中全会前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但他
　　们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也是斯大林的代表）的强力支持下，在六届四
　　中全会上全面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开始推行旨在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
　　”的“国际路线”。后来在延安批判王明路线，彭德怀问毛泽东六届四中全会
　　是否合法，毛治东答还是合法的，因它经过了国际的批准。王明于一九三一年
　　中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继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年方
　　二十四岁。这样毫无资历、阅历的毛头小伙子出掌中央领导权，如果不是有共
　　产国际的青眼，那里能够服众。临时中央搬到江西苏区后，博古等人架空了一
　　手创立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的军权，并对他展开批判。以毛之强横作风，也无力
　　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对抗，只有灰溜溜的靠边站。当然，毛泽东之被排挤，
　　与当时在党内军内有影响力的周恩来、朱德等人没有坚决支持他也有关系。而
　　共产国际（苏共）不挑选资历较老、同时历来对共产国际也较为恭顺的周恩来、
　　项英等人作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是因为他们信得过由他们一手栽
　　培出来的博古等人更加“布尔什维克”的原故。
　　
　　关于博古，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还有一段有趣的叙述。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
　　后，博古就是首先向张国焘斗争的。张国焘有一次在和他个别交谈时，提起一
　　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的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玉阶兄等。满口
　　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
　　兄道弟？”他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张国焘一时
　　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那里听得进去，进而指
　　责红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
　　残余。可见这位博古同志确实是很“布尔什维克的”，只是中共领导权落在这
　　样少不更事、不通世故的青年书生手里，又怎么会不祸事？博古那时敢于直言
　　不讳地指责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除了青年布尔什维克的大无畏精神外，大约也
　　和他高估了中共中央的威信有关。
　　
　　有人曾作过一个比喻，说那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象上帝，中央派往各地
　　的代表象使徒。这个比喻也不是很贴切，不过若说当时各根据地的基层党员、
　　士兵以及普通群众，对共产国际及中央有一种近乎宗教上的信仰恐怕并不过份。
　　派往各根据地的中央代表的权力都很大，如夏曦去湘西，周恩来、博古等人去
　　中央苏区，去了之后都能掌握苏区的领导权，开展肃反。张国焘原来也是作为
　　中央全权代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从内心来说是看不起王明一伙的，
　　在回忆录他以轻蔑的口吻称之为“米夫党徒”。但后者有共产国际撑腰，他也
　　只能与之合作，并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路线。象博古在一方面军刚刚和四方
　　面军会合后，就要斗争张国焘一样。张国焘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也对原鄂豫皖
　　苏区的领导人曾中生、许继盛等人进行了斗争。为他打头炮的就是米夫党徒之
　　一的沈泽民。可见这党内斗争确是树立领导威信的不二法门。
　　
　　但博古没有看清形势。这时候距离产生美的原则发挥作用了。凡宗教上至高无
　　上的神灵，都是神威莫测、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临时中央还在上海时，派几
　　个人单身前往苏区，就能掌 握苏区的领导权。红四方面军一般将士原来对中央
　　的信仰也是很深的，两军会合前，陈昌浩就曾宣传要和“三十万中央红军”会
　　师。待到中央率领一方面军来到，四方面军将士看到这破破烂烂不成样子的万
　　把人马，与原来想象中的中央红军形象相差太远，一时议论纷纷。中央的领导
　　威信本来就已经动摇，而博古等人为掌控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还采取急进的斗
　　争手段，又怎会不引起四方面军将士的反感？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之初，张国焘
　　曾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入川纲领，该纲领被中央来电严批。陈昌浩、徐向前等
　　人于是都不再支持这个纲领。而今中央诸位大人亲自来到，却无力团结四方面
　　军将领支持北上计划。对比今昔，这真是相见争如不见。从博古等人的眼光来
　　看，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本来应无条件服从中央路线，而他反挟四方面军对
　　抗中央意志，这正坐实土匪军阀主义的罪名。后来在延安斗争张国焘时，也是
　　米夫派的张闻天、凯丰两人打头阵。应该要指出的是，博古同志党性确实是很
　　坚强的，遵义会议被批后，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原则交出了党、
　　军领导权。后来降职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没有消极对抗，搁挑子不干，
　　能上能下，值得表扬。对比之下，张国焘是有点不够意思。
　　
　　张国焘也曾考虑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和中央的分岐，只是鉴于大敌当前，
　　内部不宜爆发大争论而作罢。要不然四方面军那班大部分没受过多少布尔什维
　　克精神薰陶的土共，搞党内斗争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花样来。据当时调到四方
　　面军某军任参谋长的一个一方面军将领回忆，去四方面军报到后不久，该军军
　　长王树生等人就气势汹汹的排门而入，说是要和他辩论路线问题，开展党内斗
　　争。该参谋长觉得受到了围攻，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于是向总司令部申请调离。
　　经批准后，他派去该军军部收拾行李的人居然被赶了回来，结过一番周折后虽
　　然取回了行李，但乘坐的骡子也被调换了。这令他愤慨不已，觉得党内斗争出
　　现这种情况真是咄咄怪事。布尔什维克化的米夫派搞起党内斗争来，虽然言辞
　　凶狠，上天（上纲上线）入地（深挖思想根源及批判个人道德）求之遍，到底
　　还只是文斗。四方面军的土共开展党内斗争是如此搞法，也难怪毛泽东等人要
　　跑路。但应该指出，党内斗争和武力解决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合乎党章，
　　后者则是阴谋诡计。张国焘如通过党内斗争解决他和中央的分岐，并由共产国
　　际仲裁，是正当的途径。
　　
　　张国焘成立临时中央没经过共产国际点头，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头一遭。事实
　　上如果长征时中共和共产国际仍保持电报联系，有关北上南下以及中央路线的
　　党内争论就可以交给共产国际仲裁。共产国际如果指示要北进，张国焘决不敢
　　南下。即使他有抗命之心，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人如陈昌浩、傅钟、李特（
　　皆为留苏生）等人也决不会跟着他对抗共产国际。由于成立临时中央事先并没
　　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张国焘心中一直也有些惴惴，始终不敢大张旗鼓地宣
　　传他那个临时中央。况且张国焘向来就不是共产国际中意的人，在共产国际的
　　眼中，他一贯有些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倾向，被视为中共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反
　　对派的首脑。张国焘去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后，在莫斯科滞留了两年多，一
　　直不被派回国。直到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承认以往错误，并表示今后坚决服从共
　　产国际政策，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危机严重，他才被派回来解决党内纠纷。张国
　　焘大概也自知在共产国际那里不大说得上话，而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那边却
　　有王明照应。林育英是三五年底到达延安的，但有些资料说迟至三六年六月，
　　中共中央才恢复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这么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在买空卖空，
　　干着挟国际以令诸候的勾当。但张国焘对此并不知情，他以为陕北方面已抢先
　　和国际接上头，告上了御状，自然感到有些落下风。毛泽东等人又来电宣扬北
　　上路线已被共产国际肯定，对他来说更是一记闷棍。好在林育英是张国焘搞工
　　运时的老熟人，关系也还不错。林回来后发现党内是如此局面，乃决定负起调
　　解之责。但毛泽东等人这时显然已有了底气，于是便在一九三六一月二十二日
　　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
　　张国焘马上取消其临时中央。那个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
　　误的决定》，原来一直没有公开，现在也向下传达了。其时毛泽东的心情显然
　　是很舒畅的，不仅张国焘的斗争已稳占上风，他在陕北的政治局内也能顺利地
　　推行自已的主张。那篇有名的《沁园春.雪》就写于这段时间内，可见他心情
　　确实很不错。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他的英雄气概，因他那时手上也不过万把人
　　马而已，却已经在高咏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
　　
　　与毛泽东大洒英雄情怀相反，身在四川的张国焘心情颇为郁闷。四川当地也在
　　下雪，但他显然不会有什么诗情。南下红军当时占领的宝兴、天全等地，下起
　　了十数年未见的大雪，红军的粮食、棉衣都十分短缺，加上敌军也逐渐由四周
　　压迫上来，当地已不能坚守。一九三六年２月中下旬，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
　　、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国民党军看到红军
　　进入这个地区，也没有尾追，只是在周围建立包围圈，意图把红军困死。道、
　　炉、甘为藏族地区，藏人素来敌视汉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极难开展。且当地
　　人口稀少，粮食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红军困守于此，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在
　　当地也无法向藏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战工作。本来张国焘接到宣示这
　　一新精神的来电后，也是大感振奋，觉得和以往他批判中央路线时的主张“暗
　　合”。他也曾多方采取行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并积极联系四
　　川当地的军阀，结果是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陕北的中共中央却和张学良、杨
　　虎城两人搭上了线，并打得火热。这种种事态的发展，自负如张国焘，也不得
　　不承认自已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他开始“急谋党内之统一”。但面子
　　还是要争的，张国焘于是提出两边都不要再称中央，四方面军方面可设立中共
　　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和陕北方面发生横的方面，这一次的
　　党内纠纷留待以后的中共七大作结论。毛泽东等人既占上风，同时为了团结四
　　方面军北上，也不再斤斤计较于这些名义。这时四方面军的下一步去向已成为
　　最紧迫的问题了，南下既已碰壁，东进也没可能，还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北上
　　了。红四方面军在西康呆了数月后，红二、六军团也于六月长征到达西康地区，
　　和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师。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随即编为红二方面军。四方面
　　军惩于此前和一方面军会师后的不愉快经验，这次特别注意团结，总算老二和
　　老三还能保持一团和气，没再出什么岔子。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就成为
　　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七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即开始北上。四方面军的许多
　　将士这回是第三次过草地了。过草地后，红军先头部队连取包座、腊子口等战
　　略要点，这也都是一年前北上的一方面军占领过的旧地。恰一年前，毛泽东对
　　四方面军将士说过“你们以后会跟着来的”，现在言犹在耳，四方面军果然不
　　得不沿着一年前一方面军的足印前进了。张国寿心里自然不大自在。如果说百
　　丈关大战的失利，可以看作张国焘输了党内斗争的第一回合。而现在迫于形势，
　　他不得不执行他去年曾反对过的北上计划，张国焘在斗争中又输了第二回合。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过程中也有一些波折，党史上说这是由于张国焘内心并不
　　情愿北上，所以颇多阻碍。但揆之实情，这不过是具体军事计划的一些小分岐，
　　说张国焘再次破坏北上是有些欲加之罪了。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红四方面军
　　先头部队于甘肃会宁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两军自去年九月在草地分
　　开，时隔一年又一个月后方再度握手。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虽
　　然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处于下风，没有了在毛儿盖时手握八万重兵，一人和政治
　　局多数对抗的威势。但他仍保有相当的说话地位。当时四方面军的兵力仍然是
　　三个方面军中最多的，约有四万人。红一方面军到了陕北后，兵力虽然略有补
　　充，但和原来陕北根据地的徐海东、刘志丹部加起来，也不超过两万人。况且
　　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也是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的旧部。红二方面军只有五千人。
　　所以红四方面军当时仍然占有红军军事力量上的半壁江山。使张国焘在党内彻
　　底居于劣势的最后一个打击也是决定性的一个打击是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
　　军遭到惨败，二万二千人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百人由李先念率领撤退
　　到了新疆。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脱离部队，化装潜行回到陕
　　北。西路军的惨重失败在红军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红一方面军经
　　过长征后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可还剩下一副骨架。西路军的背脊骨也整个被打
　　断了。
　　
　　后来在延安举行的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会上，有人指责西路军的军事计划根本是
　　逃跑主义，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但现在我们知道，西路军执
　　行的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当时的陕北根据地地瘐民穷，粮
　　食困难，根本无力供养大部队。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就先后进
　　行了东渡黄河到山西的东征以及旨在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征。红二、四方面
　　军数万人前来会合后，蒋介石也已调集军队准备围剿，红军更不可能局促在这
　　一小区域内坐以待毙。往外找出路是必需的。西路军如果能够夺取宁夏，并在
　　甘肃的河西走廊立稳脚跟，对红军有极大的战略好处。不仅可以保证陕北红军
　　有一个退路，而且伺机接通新疆或蒙古，获得苏联物资援助的前景更是极有诱
　　惑。早在去年的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就曾提出过夺取河西走廊，打通新疆通
　　道的西进计划。所以张国焘对夺取宁夏的军事行动也很积极。当然他也不是没
　　有自已的小九九，在他和陈昌浩等在分裂中央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看来，红四
　　方面军如果能成功地在宁夏站稳脚跟，并占领河西走廊，不仅在军事上可为陕
　　北的倚角，而且可以在已落下风的党内角力中捞回一些分数。对张、陈个人来
　　说，这样也免除了去陕北和毛泽东等人会面的尴尬。当然在具体执行上，张国
　　焘和中央意图也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中央原计划待十二月黄河结冰后，派两个
　　方面军渡河执行宁夏计划。后来因敌情变化，计划提前了，中央指示先渡两个
　　军过河，张国焘却想率红四方面军全体渡河。只是因为敌情紧急，没来得及全
　　部过河。四方面军是十月下旬在甘肃靖远开始渡河的，徐向前、陈昌浩率第九
　　军、第三十军和第五军团首先渡过黄河，总共只渡过了二万多人。四方面军没
　　能全体过河，导致兵力不足也是西路军失败的一个原因。总的来看，张国焘和
　　中央在执行宁夏计划方面并没有大的原则分岐，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的命
　　令那是无疑的。
　　
　　实际上西路军的指挥权也一直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手里。徐向前在回
　　忆录曾详细列出他总结出来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西路军的失败是徐向前
　　军事生涯中的最大挫败，西路军的主力第九军、第三十军是徐向前从鄂豫皖带
　　出来的部队，这支部队冲破了蒋介石的重重围剿，也曾在和四川军阀部队的战
　　斗中节节获胜，却在马步芳的骑兵冲击下全军覆没。对徐向前来说，这当是一
　　生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所以他总结出来的失败教训，应该是十分切实的，值
　　得详列于下：
　　其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
　　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
　　决定双人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河西走廊是条‘弄堂’，两万多部队在从山丹
　　到凉州三百多里的地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既不能建立根据地，又不能‘
　　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其三，“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